本文来自格隆汇专栏：沧海一土狗，作者：沧海一土狗
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关于公平和效率的讨论，讨论得很激烈，一方站在公平的一边，一方站在效率一边，谁也说服不了谁。这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拔河游戏。
事实上，这场争论本身也有其文化基础，它的根基在于一个假设——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是平面式的。
这种平面式的关系背后是这样的隐喻——公平和效率都是好东西，需要消耗资源来获得，但资源是稀缺的，所以，我们会面临一个取舍，效率高一些，公平就要少一些，公平多一些，效率就少一些。
这样的隐喻简洁优雅，生活经验又不乏例证，更何况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全球大行其道了很多年——市场代表着效率，市场越发达效率越高。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识，并演化成一种直觉。
但是，它的自洽性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是平面式的，那么，人类的社会演进应该是很平稳的，且实际的（公平，效率）组合并不会离均衡太远。
事实上，人类社会的演进充满了动荡，这种动荡体现在两方面：1、公平方面，各种冲突的累积、激化和爆发，向我们展示了公平维度的显著变化；2、效率方面，跨地域、跨时间去看经济增长，其变动是极其剧烈的。
表面上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是一个平面，实际上，二者可能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结构，它在不断地翻滚。
为了容纳人类社会演进的剧烈变动，我们需要一种竞争性的假说，一种内部结构更加不稳定的假说。
我们可以先构造一个最简单情形：
1、公平是效率的基础；
2、维护公平需要消耗资源；
如上图所示，后者内嵌了一个不稳定结构，公平是效率的基础，一个社会越公平，就越稳固，但一味地强调公平也会损失效率，因为维持公平需要资源。
如果我们再加上一条假设，贫富差距有自然拉大的倾向，直到外力改变它。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动态的系统，一开始公平程度较高，之后再松绑，投入到效率的资源增大，效率越来越高；到一定阶段之后，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反过来削减公平；最后公平程度降低到阈值，系统不得不重启。
这实际上讲了一个拉弗曲线式的故事——拉弗曲线描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限度以下时，提高政府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个限度时，提高税率反而会降低政府收入。因为较高的税率会抑制经济增长，使税基减少，税收收入下降。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去想着最优税率，拉弗曲线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简化，经济和税率的真实关系可能更加复杂。
回到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既然公平是效率的基础（即公平和效率不是独立的），那么，公平和效率之间也会有类似于拉弗曲线的结构：
如上图所示，该立体结构是一种十分不稳定的结构，它存在类似于拉弗曲线那样的最优税率区域，但也面临两个麻烦：
1、无法精确知道它的位置；
2、维持在这个区域需要消耗外力；
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外力的存在，社会演进就像大山上翻滚下来的石头，狂暴、剧烈和不规则。
通过这个微观结构，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历史周期律之类的东西，外力一旦被腐蚀，最后马太效应一定会像重力作用一样，把这个石块带进沟里。
所以，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公平和效率哪个更重要，而是，他们之间的相互结构。如果用平面结构讨论，公平和效率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我们可以得出一种结论；如果用立体结构讨论，显然公平更加重要，更为基础性，我们又能得出另外一种结论。
在这里，我就不深入展开了，只是提供思考的工具和范式。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需要讨论，即立体结构的核心假设的存在性——公平真的是效率的基础吗？这是一个符合事实的假设吗？
传统经济学教材里，充斥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那一套陈词滥调：理性人假设、人都是一样的、自私是好的、市场代表效率。公平的位置似乎没那么重要。
但是，从行为经济学、道德心理学和社会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理性计算只占了人类社会的很小一部分，绝大部分是被非理性所决定，有关公平的非理性是最重要的非理性。
从这些学科的研究中，我们能得到一个充满反讽意味的结论：人们愿意合作以及能合作，来源于非理性。
经济学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博弈——最后通牒博弈，在这种博弈中，一名提议者向另一名响应者提出一种分配资源的方案，如果响应者同意这一方案，则按照这种方案进行资源分配。
这个博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像是一种理性程度上的游标卡尺，可以来测试一个群体的理性程度。如果被试的群体完全理性，那么，提议者应该提出99:1的分配方案，响应者欣然同意这个方案。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人类的表现离这样的理性很遥远，被试们显得很不理性，甚至有点蠢——连3:2这样的方案都有可能被拒绝！所以，传统经济学家对这个实验结果很失望。
人类学家们并没有传统经济学家那样的理论包袱，他们随时随地准备接受新的事实。在1991年，一帮人类学家在匹兹堡、卢布尔雅那、耶路撒冷和东京进行了一次比较行为研究。以色列提议者最常见的分派比例是六四分，美国人则是五五分。虽然不同地域的人表现略有差异，但都表现出了极大的不理性——他们极其理性地考虑到了“响应者对经济不平等的潜在反应”。
此外，人类学家还做了更多相对孤立样本的研究，乔-海因里希对来自秘鲁东部的马奇根加人做了最后通牒博弈测试，他发现，这帮人开出了更多的低价——表现得极其理性。这个结果很讽刺，有人完全按照传统经济学家假设的那样做事，可这些人完全没有什么经济可言。
最终，人类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很吊诡的事实，在众多相对孤立的小范围文化中，但凡有市场经济的地方，提议者的出价都接近44%。更进一步，甚至能得出一个一般性的规律，越需要群体协作的地方，出价越接近一半对一半；越不需要群体协作的地方出价越低。
因此，有一位人类学家不无深意地指出，
最后通牒博弈是一种文化上的X射线，它是理解社会如何对待经济不平等的一种方式。
另一帮发展心理学家则做了一系列更加有意思的试验，他们的试验对象是黑猩猩，他们发现，黑猩猩比人类更接近于经济人，75%的几率提议的黑猩猩会选择贪婪的分法（4:1），而它们的合作者95%的概率都会纵容了事。
他们总结道，
跟人类血缘关系最近的动物是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自私模型行事的，它们跟人类不同，并不像人类那样对公平敏感。
通过无数次最后通牒博弈，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是这个星球上最在意公平的物种，我们就是无法符合传统经济学家所假定的那种理性。
为了使得公平和正义得到彻底的贯彻，进化在我们每个个体的基因里，蚀刻了很多道德功能模块：
1、不公平监测模块，随时随地发现自己被不公平的对待和不公平对待别人；
2、情绪上的响应机制，被不公平对待会愤怒，不公平对待别人会愧疚；
3、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会采取行动，惩罚或中止不公平行为。
虽然我们都知道合作是好的，人类社会需要合作，但是，我们又的确难以抑制自私之心的蛊惑，在合作中偷奸耍滑。如果没有非理性系统的帮助，仅仅凭借理性，我们是无法合作的，我们将会成为一个又一个的孤岛——我们不要过分拔高现代契约体系的作用。
幸运的是，进化赋予了一整套解决方案——不公平监测模块+惩罚不公平行为的冲动，正是因为我们对不公平如此敏感和冲动，才塑造了一种种群文化，这种文化构成了合作的基石。
也就是说，进化在外在制衡机制就位之前，就已经为我们人类准备好了合作的基础机制，合作比我们想象得要古老。
但是，这种合作机制也是有缺陷的。乔纳森-海特说，人类在90%的意义上是黑猩猩，10%是蜜蜂。尽管我们无私，但我们最终是自私的，因为我们无私的对象是“自己人”。
合作的范围越小，进化赋予的方案越有效，也就是说，在越小的社群范围内，我们越会公平地对待合作者。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对待家人一个标准，对共同组织的人一个标准，对陌生人一个标准。
我们的公平是有条件的，是因人而异的。
正因为如此，为了促成更大范围的合作，我们才需要修补进化方案的漏洞——部落性和局域性，通过法律和法规及其配套措施，构建陌生人之间合作的基石。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理解道德和法律的另一层关系：道德是进化赋予我们的，天然的和内置式的方案（可以参照一些道德心理学文献，已经很成熟的假说），法律是进化方案之上的修补方案，也要通过进化方案起作用。
也只有从这个角度理解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我们才能知晓为什么在某些法律健全之前，我们依然能够有限度地去合作，运气好的话，合作得还不错。
在传统的经济学讨论中，我们很容易忽视合作的基础去讨论合作的一种特殊形式——市场，这种讨论是一种空中楼阁式的讨论，也是一种很片面的讨论。
如果我们更为全面地去看待这个问题，就不会觉得“道德+情感”是不重要的部分了，也不会把非理性放在次要地位，更不会觉得市场才是最重要的部分了。
诚然，按照某种市场规则，一些人赚很多钱是合理的——譬如某些演艺明星或者某些垄断寡头，但我们还要去考虑更多的因素——民众道德情感上的因素。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手段压制这种群体情感因素的影响，但是，情绪或情感是会累积的，积累到一定程度，生物本能会迫使我们去重启，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表面上看，这种周期性重启的结果并不好，似乎是一种设计缺陷，但是，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正是其背后有关公平的内置模块决定了我们和大猩猩的不同命运。
我们有共同的祖先，但是，它们在笼子内，我们在笼子外。这是因为在某种环境压力下，我们变得更加在意公平，在意公平又使得部落内的合作变得广泛和深入，部落的实力得到加强，最终，在物种之间的PK中，我们胜出。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了戴维-斯隆-威尔逊的一句话，
群体之内自私胜过利他，群体之间利他胜过自私。余下的全是评论。
幸运的是，公平问题得到自上而下的关注；不幸的是，有些人依然在拿着经济学里的一些陈年旧物来忽悠大众，似乎只要动到某些人的蛋糕就是打击效率，经济学并不想背这个黑锅。所以，我在这篇文章里拿一些老掉牙的理论去反对一些更老掉牙的理论。
我也并不奢望在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上能有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我希望我们能更新一些信念，不那么老掉牙的理论告诉我们：
1、非理性的部分很重要；
2、公平是合作的基石；
3、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更好的合作而不是其他；
4、谈论效率是要兼顾它自身的基础的；
总而言之，公平和效率的平面结构是一种不怎么高明的隐喻，公平和效率的立体结构未必比它更高明，但两个不高明的隐喻凑在一起能让我们真正窥到这个复杂问题的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