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局中开新局，重塑产业竞争新优势。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国际产业链加速调整重构。在日趋严峻复杂的形势下，预判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探索“双循环”下的产业链创新发展，完善相关体制机制，维护产业链安全与提升抗风险能力，已成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
7月23日，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和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发起主办的“中国智库论坛暨2021综合开发研究院北京年会”在京举行。本次论坛以“‘双循环’发展战略与国家产业链安全”为主题。
论坛上，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长叶小文在致辞中指出，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以成为驱动经济发展行稳致远的双引擎，是应对和化解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道路上可能会遭遇的颠覆性风险的关键举措。
论坛现场 主办方供图
“一方面要坚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双循环’相互促进中加强国际发展合作。另一方面，要坚持全面推动改革，消除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中的‘梗阻’，使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更好更高效地循环，实现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同步扩张和高质量发展。”叶小文说。
全球产业链变局与中国应对
与会嘉宾首先就全球产业链重大调整的背景下，如何畅通国内产业链，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以提升我国产业链水平；如何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施，以提升中国产业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如何加强国际协调合作，以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等议题展开讨论。
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工厂”地位短期难以被替代。
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指出，我国产业链不稳、不强、不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制造业基本盘面临“松动”风险。下一步应把稳定制造业和稳固产业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稳定两个比例关系，即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在28%左右，制造业内部高中低产业保持合理比例；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积极培育新支柱，加快发展壮大新动能，在变局中开新局，重塑产业竞争新优势。
原深圳市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教授唐杰通过对全球价值链体系与贸易中心的分析提出，高收入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最大的差别，在于是否能够生产复杂产品。
“‘双循环’就是要构建一个复杂的投入产出关系，高技术部门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的高度密集，研发和其他技术投入促进了产品内部的专业化和全球生产网络的扩展。生产过程分割成不同的层级，从产品之间扩展到单个产品的生产阶段，极大地扩展了国际交换和分工的深度和范围，为国际交换创造了新的比较优势。”唐杰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黄群慧则从全球化遭遇强势逆流、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博弈、科技和产业创新呈现出加速“革命”新局、应对气候变化与碳减排等四方面分析了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驱动因素。
黄群慧建议，构建有利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创新生态；充分发挥竞争政策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的基础性作用；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逐步探索适合不同企业的向高附加值环节拓展的产业链水平提升路径，包括生产者驱动路径、购买者驱动路径和“隐形冠军”驱动路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认为，中国在新发展阶段提升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应该从五个方面着手。
第一是努力提升产品的附加值，第二是提升中国产品的出口质量，第三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第四是要做好产业集聚，第五是重视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
“目前全球化的基本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生产的贸易化和全球的地区化也没有改变，原来依靠WTO框架的全球经贸格局，可能逐步演变为以欧盟为中心的欧盟经济圈，与美国为中心的北美自贸区，以亚洲为中心的东亚自贸区三足鼎立，但是三者是紧密联系并非孤立发展的。”余淼杰说。
综合开发研究院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所王国文所长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世界供应链安全与韧性建设成为新挑战，全球供应链阻断的风险加大。因此必须加快国际空运、海运、多式联运网络建设，加快5G、北斗、区块链、AR仓储应用等颠覆性技术应用，在碳达峰与碳中和背景下，建立低碳物流和绿色供应链体系，以增强我国国际物流韧性能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
包容性制度创新与产业发展
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如何突破传统制度的制约，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如何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以实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化升级等问题亦引发了与会专家的讨论与交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马名杰表示，应围绕提升科技要素配置效率、主体能力和活力，深化长远性根基性的科技体制改革，促产业优化升级和安全可控。重点要处理好成熟技术突破和前沿技术突破、安全可控与开放创新、自主化与全球化、“集中力量办大事”与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新型举国体制下的科技体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制等几对关系。在政策思路上，要适应从跟踪模仿向加速追赶和引领创新的转变，在政府作用上，要有效打破创新壁垒，营造更有活力的创新环境，从选择性政策转向功能性政策，在创新资源配置上，要处理好“补短板”与“拉长板”的关系，在政策手段上，要增强政策设计的合规性、科学性和开放性。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穆荣平则指出，创新发展政策强调创新与发展间耦合。产业创新体系建设必须强化安全意识。大国崛起需要社会价值观转变为支撑，摒弃“自我为中心的单边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如吸纳和整合全球资源，抢占国际竞争战略制高点。以“平等、合作、互惠、共赢”的价值观拓展发展空间，从“注重吸纳利用全球创新要素”向“注重为全球创新者提供服务”转变，从“吸引海外人才”向“成就天下英才”转变。
清华大学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吴金希认为，未来的创新强国建设必须着力解决的五个重大挑战和基础问题，包括对科研与创新、企业家与科学家、组织的专业化与全能化等概念认识不清导致政策错位；关键产业共性技术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上游与下游、国有与民营、大学与企业、军与民的共享、融合与生态问题；对自主创新企业、中小民营高科技企业政府采购（含国防采购）的精准治理问题；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协调问题。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战略部副总裁郑志彬则通过两个企业案例，从微观视角探讨了大数据时代下的包容性制度创新。
郑志彬说：“通过大数据进行产业链分析，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对本地企业的匹配范围和受益度，更加有效地推动强链、补链、延链。大数据的科学应用可以帮助政府制定有效精准的包容性制度来推进企业和产业的发展。”
（作者：尤方明 编辑：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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