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原子智库-腾讯新闻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中国经济主要宏观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研究员在给“原子智库”的分析文章中指出，这一经济答卷“令人满意、又不出乎意料”。他并据此推测，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绝不会停留在6%这个最保守的水平上，而应该在8%以上。
杨志勇还指出，压力小的物价形势，可能留出更多货币政策空间，使其在下半年继续保持稳健；而实行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还会继续，但需要更多考虑的，不应该是力度的大小，而是财政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内在动力的加强。
正文：
简单的两年平均，可能低估中国经济增长的实力
202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又不出乎意料的答卷：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12.7%。
对此，国家统计局用“经济持续恢复增长”来加以解释。
关于经济增速，中国一直有清醒的认识。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到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为了让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正是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打下基础才可能做到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年度GDP超过100万亿元之后，经济增长速度本身就有放缓的内在趋势——当然，即使放缓，由于经济总量巨大，每年增长的经济总量仍然是惊人的。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可能做到的。
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中国经济能够多增长一点是一点，这应该是经济工作的一种理想状态。2021年，中国政府设定的预期目标是GDP增长6%以上。毫无疑问，6%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指标。这样的指标设定，充分考虑了经济发展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
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在特定时期就可能要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上半年局部地区出现了疫情，也确实对经济增速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是，疫情防控的常态化，让经济社会所可能遭受到的损失，降到了较低的水平。可以说，即使是在疫情发生地区，经济也不是停摆，各种经济活动在可能的范围内还是继续进行，这和2020年疫情传播初期大不相同。特别是疫苗种植的加快，疫情防控网正在织起来，这意味着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小。
6%以上这个可以给人以无限想象空间的预期经济增长目标，与其说是要限制增长速度，不如说是设定了最低经济增长目标。有了6%，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六保”“六稳”任务目标就会实现。
2020年中国经济深受疫情冲击。因此，一般的说法是，只是将2021年的经济数据和2020年进行比较是不够的，那会夸大2021年的成就，而将2019、2020和2021年三年数据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就能看出大趋势。
按照这种逻辑，2020和2021年上半年平均增长5.5%。5.5%与12.7%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但是和疫情之前的2019年的GDP增速（5.95%）相比，那么5.5%也算基本正常，这也符合“经济持续恢复增长”的说法。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能力。
2020年是遭受严重冲击的年份，而不是一般的年份，即使是2021年，疫情影响并未消除，仅仅考虑疫情一个因素，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2021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用两年平均得出的5.5%来算，那肯定是低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实力。
再考虑到第二季度经济环比增长1.3%，2021年上半年经济恢复增长的基础越来越稳固。按此下去，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绝不会停留在6%这个最保守的水平上，而应该在8%以上。
为就业而不遗余力 市场主体数量因此增加
2021年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比上年同期下降0.6个百分点，比一季度下降0.2个百分点。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与预期目标相比，上半年就业答卷完成得不错：城镇失业率低0.3个百分点；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3.5%。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发展之基。无论是“六保”，还是“六稳”，就业都是排在首位。贯彻新发展理念，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共享。共享除了通过收入再分配手段之外，更重要的是应该是让人人都有参与的机会，并通过参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得到自己应得的那一份。这种参与最重要的是就业的参与。而且，就业对于社会稳定，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经济增长与就业有着密切关系。早在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就研究了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的关系。他的结论表明，一个国家的短期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呈反向变化关系，且比值为1：2。这就是说，失业率每上升1%，经济增长率会下降2%；而经济增长率提高 2%，则失业率会下降 1%。这就是所谓的“奥肯定律”。
“奥肯定律”揭示了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虽然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就业率）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在发生变化的，但是经济增长能够带来就业，是得到广泛认可的。为了保住就业岗位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也会带来经济增长。
就业岗位的创造并不容易。政府提供的公益就业岗位可以促进就业，但在一个资源配置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中，最重要的是，能够创造就业的力量是市场主体。
影响市场主体生存的，不仅仅是疫情因素，还包括其他众多因素。这几年，国内外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市场主体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这种挑战，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压力所带来的，还包括经济结构优化所引致的——没有人会否认经济结构优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优化的过程可能是市场主体的生生死死。
在平常时期，这样的问题应该更多地交给市场去解决，但在经济尚处于恢复增长的特定阶段，政策扶持仍然不可或缺。积极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就业政策，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在保市场主体、特别是在保小微企业上不遗余力，取得积极成效，市场主体数量因此增加。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以及金融等其他扶持政策，与直接以促进就业为目标的就业政策相结合，在保市场主体、促进市场主体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促进了就业。
近年来，灵活就业成为就业的一种特殊方式，而且通过这一途径就业的人数还不少。这有赖于新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新业态的出现。灵活用工与灵活就业，是相对而言的。灵活用工对于市场主体来说节约了用工成本，灵活就业让更多人有了就业机会。
新生事物总是会提出新的要求。构建与灵活就业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因此被提出。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帮助到了许多需要帮助的人们。
压力小的物价形势，可能留出更多货币政策空间
物价走势如何？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大水漫灌”，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发达国家的货币优势明摆着，这会对中国的物价带来什么影响？所涉环节和因素太多，我们仍然需要拭目以待，就先说较为确定的。
2021年上半年，中国物价处于较低水平，而且是近年来较低的水平。上半年CPI平均上涨0.5%，涨幅比上年同期回落3.3个百分点。对于经济来说，CPI并不是越低越好。CPI趋近于零，可能说明经济趋冷。5、6月份的CPI，分别为同比上涨1.3%和1.1%，与1、2月份的同比下降0.3%和0.2%，形成鲜明对比。较低的CPI，意味着即使有通货膨胀传递效应，中国物价也有望保持较为稳定的水平。
2021年上半年CPI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猪肉价格，二是交通工具用燃料价格。
猪肉价格在中国CPI中有特殊的地位，有的甚至将CPI戏称为“China’s Pork Index”（中国猪肉指数）。猪肉价格上涨，CPI上涨压力就大。反过来，猪肉价格下降，CPI就会相应下调。上半年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9.3%，而6月份更是下降36.5%。猪肉价格下降到一定程度，就会受到各种成本因素抵挡而难以继续下降。
上半年交通工具用燃料价格同比上涨8.2%，6月份同比上涨23.6%。从CPI的构成来看，这一价格的影响比不上猪肉，但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国家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会推动国内价格上涨。其实，PPI（生产者价格指数）上行，一直给CPI以压力。
通货膨胀按照货币学派的解释，永远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的，市场上钱不多的话，永远不会有通货膨胀。没有通货膨胀，物价稳定，经济稳定增长，就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状况。人类社会最怕的是，没有通货膨胀，经济也停滞不前，冷清清的经济，肯定不是人们所期待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特别是现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标价货币币值不断下降的历史（除了技术进步影响大的商品之外）。社会不得不在物价和其他公共政策目标之间进行选择。
经济学上有在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进行权衡取舍的“菲利普斯曲线”，简单说就是：两个目标背道而驰，为了物价稳定，就得牺牲就业；为了就业，就得通货膨胀。这在上个世纪50和60年代的美国，有政策实践，而且确实表现出这种规律。但是，70年代初期的滞胀，说明这一规律遇到了挑战。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复存在。本来，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不可能同时出现的现象同时出现了。或许是因为石油价格上涨所致，或许还有其他原因，在政策实践中，“菲利普斯曲线”在不同条件下仍有应用的空间，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对此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说法。
不说学理，回到现实。当市场上需要流动性，否则市场就可能停摆时，公共部门会作出何种选择？中央银行多数时候还是要释放出合理的流动性，以配合财政政策或其他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按此，展望下半年的货币政策，也应该是这样稳健的货币政策。
至于财政政策，实行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还是会继续，但需要更多考虑的，不应该是力度的大小，而是财政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内在动力的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