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讨论中对于国内消费水平低、美国等西方国家消费水平高的直观印象指的是消费的总量或人均消费水平，而非价格因素，因此，我们以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来衡量消费的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0年我国最终消费率接近55%，而一般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为80%左右（参见图1）。可以看到，不论是相比于高水平的发达国家，还是同等人均GDP发展水平的国家，或是文化地缘相近的邻国，我国的最终消费率都非常低，且相比于同等人均GDP国家，要低25个百分点左右。
在每一份事关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中，你都能看见“促消费”的影子。
从政府到企业，无一不千方百计地鼓励居民消费。汽车消费、大宗消费、绿色消费、智能消费、文旅消费，政策一点也不吝于消费的促进和鼓励；购物节、消费券、以旧换新、促销季，企业促消费的方法也是层出不穷。
政策如此密集，企业如此卖力，我们的消费，到底怎么样？
国内的消费处于什么水平？
衡量消费水平有很多指标，例如CPI，但CPI是用来反映价格水平的。在一般讨论中对于“国内消费水平低、美国等西方国家消费水平高”的直观印象指的是消费的总量或人均消费水平，而非价格因素，因此，我们以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来衡量消费的水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0年我国最终消费率接近55%，而一般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为80%左右（参见图1）。
以图1中所列国家为例，这些国家大概分为三类，美、日、韩等发达国家，俄罗斯、巴西、波兰等与中国人均GDP相近的国家，印度、泰国、越南等与中国相邻的新兴市场国家。可以看到，不论是相比于高水平的发达国家，还是同等人均GDP发展水平的国家，或是文化地缘相近的邻国，我国的最终消费率都非常低，且相比于同等人均GDP国家，要低25个百分点左右。
更有说服力的数据是居民消费率，我们将最终消费中的政府消费部分扣除，仅计算居民消费率，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消费水平差距会减小到20个百分点左右，但也同样在同水平国家、地域邻国中是最低的。
因此，无论怎么比较，中国的居民消费率都偏低。
虽然由于社会文化、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不同国家的居民消费率会有差距，但以目前国内远低于主要经济体，低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和相似文化国家的消费水平看，我国居民合理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
消费是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一方面关系着一国民众的民生幸福，毕竟如果连合理的消费都满足不了，谈何幸福呢？另一方面，消费也关系着经济的发展质量。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目前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堵点”，特别是近两年，需求不足成为了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事物总是有两面性，过低的居民消费率也代表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和广阔空间，不论是和发达国家还是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比，中国的居民消费率都有至少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这样实实在在的增长空间，是未来经济增长最有利的支撑。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就能够明白，为何今年很多地方会首次将 “消费”列为增长目标，理解“扩大内需”对于经济、就业、民生的重要意义。
我们的收入去哪了？
不管从绝对水平还是消费水平来看，我国消费水平低是不争的事实。而消费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在当前定调“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战略下，消费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此，如何让居民愿意消费、多消费成为政策的着力点。而首要解决的便是找到原因，消费为什么这么低？
影响消费的因素非常多，几乎难以穷尽，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类学科也都对消费有所研究，比如社会文化、消费品的供给、心理因素、债务情况、年龄结构等。但影响消费最主要的因素是收入，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最先提出的绝对收入理论，即消费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其他相对收入理论、持久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等更多是对于“收入”这一概念的重新界定。
在确定“收入是影响消费最主要因素”这一前提下，人们可能会说，国内消费水平不高更多是因为收入不高。
然而，这其中存在普遍的疑问。一是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国内已经经过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成就全球瞩目，我们的收入真的还低吗？二是从前面各国消费水平的对比上看，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为什么消费也远远高于中国？
首先我们来解决第一个疑问。
2020年7月，国家统计局曾经公布一组数据，提到“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万美元，达到世界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引起了极大范围的讨论，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网友将其等同于自己的收入，并感觉自己“拖了国家的后腿”。当然，事实并非如此，GNI（国民总收入）初次分配包含了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居民收入三部分，初次分配后，经过税收、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方式的调节，个人所得才是一般意义上的“居民可支配收入”。
从图3来看，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居民部门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占比都是在下降的，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有所回升，但总体趋势是下降的，收入分配整体向政府倾斜。也可以看到，居民消费率与居民部门在收入中的占比保持一致的趋势。
也就是说，相比于过去，同样取得一万元的国民收入，在分配中，居民的获得变少了，从而影响了消费。
除了居民收入的高低会影响消费外，收入差距是另一个与收入有关的重要因素。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消费在收入中的占比会逐渐降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其消费率会变低。因此，同等收入水平下，收入差距越大，消费率就会越低。
从上图数据来看，中国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虽然近些年有所降低，但仍然要大幅高于其他国家。
提高收入不能仅靠减税
既然影响消费最主要的因素是收入，那显然扩内需、促消费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从收入着手，即增加收入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与这两个词相关且最能引起网络爆点的是降税，尤其是降低个人所得税。
但是，有学者曾估算，根据人社部公布的相关信息及财政部数据，当前个税的纳税人或许仅占14亿人口的1.5%，约为2000万人。站在14亿消费人群的立场上，仅仅对于一部分人减税，对扩内需、促消费的作用有限，应该是多措并举，有的人群重点提高收入，有的人群通过增减税调节收入差距，有的人群鼓励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具体来看：
一是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其中重要的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为此，在刚刚发布不久的“十四五”规划中，提到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就是说，广大打工人的工资有望得到比经济发展水平更快的提高速度。
二是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二次分配的方式，调整收入差距。二次分配在平抑一次分配收入差距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国无论是税收调节，还是社会保障，在平抑贫富差距方面都有待改善。
以社会保障为例，在北师大收入分配研究院2017年针对收入再分配制度的研究中，18个欧盟国家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43，在社会保障的作用下，这些国家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降为0.29。从下降幅度来看，欧盟国家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使得其基尼系数的平均值下降了40%，相比之下，中国仅下降了12.3%。
三是增加分配方式，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也称之为“慈善事业机制”。初次分配讲效率，让有能力、有知识、有技能的人取得更多收入；二次分配讲公平，通过税收、社保等方式减小贫富差距，让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三次分配讲社会责任，是对第二次分配的重要补充，富人自愿拿出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体现社会成员更高的精神追求，实现社会价值。
当然，如前文所说，收入是影响消费最重要的因素，而非唯一因素。提升消费也不能仅仅靠提升收入一种措施，而是要系统筹划，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及调整未来消费预期、收入预期等方式，实现消费需求潜力的释放。
参考书目：
1、万海远、李实、孟凡强，《中国税收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2、陈岩、刘玉强，《消费信贷与中国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3、李实，《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最新变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V》，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8
（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