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碳计划组织(GCP，The Global Carbon Project)2018年发布报告称，我国的碳排放量已是全球最大，2017年达到了全球的27.32%，超过美国和欧盟总和，国际压力和内部的环境都要求我国加快碳减排进度。
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碳减排工作计划的安排和决心。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首次将“碳达峰”“碳中和”列入当年政府工作重点任务之一，并给出了明确的减排时间表。在此大背景下，市场对绿色经济金融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一致向好预期。未来一个时期，随着碳减排计划的推进，绿色金融将对我国的权益市场、固收市场、衍生品市场和跨境投资产生新的影响。
“碳中和”概念是在2007年被正式编列到《新牛津词典》中的。《巴黎协定》后，全球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将“碳达峰”“碳中和”列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持续推进。金融市场最早嗅到了“碳中和”相关概念的投资机会，十数年来，绿色金融体系蓬勃发展。
当前“碳中和”相关金融及衍生品市场已经相当成熟。截至2020年2月，全球符合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标准的贴标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达到8042亿美元，全球碳金融市场每年交易规模超过600亿美元。
我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时间相对较晚，但重视程度日渐提升。金融市场中，绿色金融发展处在高速成长期。借鉴国际绿色金融发展经验，可以预见未来一个时期，“碳达峰”“碳中和”可能从四个方面对我国资本市场带来新的变化。
随着政策朝着“碳达峰”“碳中和”方向调整，ESG(即环境、社会与治理)因素会成为股票价值基本面分析的一个新维度。200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机构制作了“弗雷什菲尔德报告”，该报告论证了ESG与股票估值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ESG是影响股票估值变量之一。
而如果将ESG纳入股票估值，其对相关行业估值的影响将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新能源行业、储能行业与节能行业可能受益于ESG，未来盈利空间逐步扩大，市场预期向好，对于投资者而言，就可以提前对这些企业进行布局。反过来，从一家企业是否重视ESG，也能判断该企业经营状况，与财务报表分析互为印证。理论上，重视ESG管理规范，说明企业运营正常，发生经营危机导致需要缩减成本的概率较小。
另一方面，ESG也可以作为一项风险指标。如果国家出台更为细化的节能减排政策，就会对相关行业的碳减排提出更高的标准，能源、建筑业、运输业等行业将受到较大的直接影响。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就需要提前考量企业相关的风险，预判政策趋势和企业发展战略的匹配性，合理控制可能出现的投资风险。
目前，国际市场上已有针对企业ESG评级服务的供给，而ESG评级服务需求将在未来不断增大。我国针对上市公司的ESG评估分析，仍有待发展完善。
然而，有一点风险需要指出，即ESG概念也可能在短期内被爆炒，出现前段时间股市对于蓝筹股的抱团爆炒的类似现象。如果大部分机构投资者都认为ESG是股票估值新维度，加大对ESG表现较好的企业的投资，资金短期内积聚于少数几只股票，导致其他股票的资金不断流出，这样就违背了将ESG纳入基本面分析指标体系的初衷，不利于ESG衡量企业估值框架的常态化发展。
为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减排目标，我国较早开发了绿色金融市场，特别是绿色债券发行规模逐步提升，目前已经积累了一定存量。截至2021年2月，国内贴标绿色债券的累计发行规模为11848.35亿元，存量规模8972.94亿元。政策对绿色债券的发行有明确的导向。2020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年版)》，规定募集资金凡是用于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与资源高效利用等领域的债券均可被认定为绿色债券，给予更多融资便利和发行支持。
未来，我国绿色债券的投资价值将进一步提升，推动绿色债券市场大发展。首先是绿色债券有望获得进一步的政策红利。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实施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通过金融手段为“碳中和”项目进行融资。绿色债券作为目前我国唯一较为成熟的绿色金融融资工具，无疑将最先获得政策方面的有效支持，在发行利率、期限、偿还便利方面做出优惠安排。
其次是绿色债券会成为国际资本投资人民币资产的主要产品之一。绿色债券是国际投资者偏爱的热门标的。当前境内外经济复苏情况存在显著的先后差异。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潜在经济增速基本恢复至疫前水平。世界经济虽然已经出现整体性复苏迹象，但即便今年年中潜在增速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与中国经济增速仍存在一定差距，加之中外利差可能长期存在，国际资本会持续流向中国资本市场，绿色债券无疑会成为其中的投资热点。在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PRI)的推动下，截至2020年2月末，全球共有2701名机构投资者签署了负责任投资原则，承诺在投资实践中积极考虑ESG因素，涉及资产规模达103.4万亿美元。
最后是绿色债券风险较小，可成为投资者分散风险的有效手段。目前我国绿色债券的发行主体主要为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违约率显著低于其他类型的债券，收益稳健。在扩大直接融资市场的大背景下，绿色债券相对于普通债券，具有更小的信用风险。
近年来，碳排放权期货交易成为金融市场热点之一。3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由上海市牵头承担的全国碳交易系统建设，计划于今年6月底前启动全国碳交易。自2011年以来，我国已经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目前全国共有7家碳交易所。碳交易所可交易的投资标的有两种：碳排放配额与核证自愿减排量。前者是指政府发放给企业的排放配额，后者则是指将清洁能源项目所减少的排放量售卖给有需求的企业，以抵偿控排任务。
2020年，全球碳市场的价值达到了创纪录的2290亿欧元，比2017年增长了5倍，其中欧盟的排放交易系统占近90%。在欧盟市场，金融机构是碳交易市场的积极参与者，主要的交易品种为碳排放权期货。这是因为碳排放权期货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投资工具，具有其他资产无法比拟的优点。一方面，碳排放权期货价格趋势比较确定，长期来看，为了达成减排目标，世界各国都会逐渐收紧碳排放量，因此碳排放权价格上涨确定性较高；另一方面，碳排放权价格与其他资产价格相关性很低，可以作为分散风险的手段。
碳减排政策趋严是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的另一个主要因素。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减排政策趋严格的情况下，交易量会出现猛增。2005年欧盟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碳排放权交易并不活跃。当时的背景是，各国政府没有出台严格的碳减排政策，对碳排放权的需求不大，使得碳排放权供给过剩。直到2019年，欧盟减少碳排放许可证发放后，碳排放权交易才活跃起来。
当前，我国的碳减排政策取向明确，严格程度会逐步提升。生态环境部年初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列出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覆盖的2225家发电企业。这些企业只是发电全行业中的一部分，而发电行业的排放量又只占全国排放量的约30%，未来覆盖的范围将会扩大。当前碳排放超量企业需为超过碳排放权上限的20%排放量付费，有一定违约成本，未来随着“碳达峰”“碳中和”减排的持续推进，对企业的超量排放会加重处罚力度，使得企业对碳排放权的需求上升。
“碳达峰”“碳中和”减排目标还蕴含着中国资本“出海”新机遇。近年来，中资企业已经广泛参与了非洲可再生能源PPP项目建设。非洲大陆丰富的太阳能资源，配合中国成熟的太阳能电池板产业，再加国际金融组织提供的低成本融资，都为这些绿色能源项目的收益提供了保障。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树立了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未来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清洁能源项目，有望获得来自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两方面的进一步支持。同时，随着越来越多机构将ESG纳入到公司发展战略，未来国际投融资活动向ESG倾斜的趋势将越发明显。
不同于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其他发展目标，“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举措，其背后深刻的意义是当代人主动放缓经济增长速度，换来经济质量提高，为后代谋求福祉。对于中国资本而言，通过投资绿色能源项目，为全球碳减排事业做出贡献，也是提高中国资本国际形象的好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