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纵观2020年，科技行业的基调谈不上“突飞猛进”，但是在疫情、国际形势的影响下，绝对是存在感最强的一年。
有人不断切换媒介追逐流量，也有人被挡在数字世界的高墙之外。而谈及“科技公司”，不再只有颠覆、创新、进步，而是多了隐私、异化和垄断，人们面对新兴科技的态度也从最初的陌生、崇拜，到尊重、警惕和审慎。
科技源于人，协助人，影响人，但是从不理解人。唯有人方能理解人。
岁末年初，我们选取了内容创业、数字鸿沟和机器人三个微观切片，它们折射的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科技浪潮的淘金者、局外人和创业家。以下是年终特辑的第二篇，他们是一群追智能手机的人。
安徽智能手机公益课堂老师黄镇在讲课。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63岁的合肥人刘绍敏不会用智能手机，他随身携带的是一款带按键的老人机，口袋里总装着现金。
有一回，他的皮夹不知是被偷了，还是丢了，这让刘绍敏备受打击。看着年轻人用手机支付，还能用手机预约做各种事，他一度有点消极，觉得自己老了，快要被“淘汰”了。
他不服老，但又不想给儿女增添麻烦。今年8月，听说有人开了个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免费智能手机培训班，他开始每次走上半小时或坐十几分钟公交到这个班学怎么用智能手机。
学习班每周六上课，内容从智能手机的拍照到发微信、发红包、导航定位、健康扫码、网上订票、APP下载等，一节课一节课的上。开班4个多月，学员从30人增加到50人。如今，班上老人平均年龄是70岁，最大的91岁，他们都掌握了智能手机的基本操作。
安徽智能手机学习课堂。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像这样的培训班，全国各地都开了不少。今年疫情爆发后，老年人在数字经济前的无力感被放大。今年8月，哈尔滨老人因无法出示健康码被公交车拒载；11月，为了激活社保卡，行动不便的老人被抬到银行进行人脸识别；11月23日，湖北宜昌一位老人独自冒雨交医保，因工作人员拒收现金而低头无措……
迭代飞快的科技与数字经济让各行各业焕发新的生命力，但同时，作为数字弱势群体的老人却开始因无法融入而陷入焦虑和边缘。截至2019年底，我国共有2.5亿老年人口，但在我国9.4亿的网民中，60岁及以上的老人仅有9700万，这意味着还有1.5亿多老人尚未“触网”。
深圳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周裕琼把这称为社会排斥中的“数字排斥”，她多年来关注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问题。而开办上述智能手机培训班的刘丽，也长期关注老年群体，她是全国人大代表、丽行公益慈善会会长。促使她们尝试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的都是自己的父亲。
“它在精神上给我补充了维生素”
刘丽的老家在安徽阜阳颍上县，一直以来，跑三轮的父亲使用的都是老人机。但在2018年春节返乡时，刘丽父亲发现，不会用手机收付款的三轮车，被很多人拒绝了。
“闺女，啥是手机付款？”刘丽费了半天功夫给父亲打印好了收款码，贴在车上。但她的父亲对智能手机一窍不通，甚至连基本的接打电话都不熟练。
刘丽开始有了开个“手机公益课堂”的想法。今年8月初，她遇到了家住合肥的退休老人张晓健，对方正好听朋友说，有人想在小区开个老年人智能手机学习班，于是跑来问询。
知道刘丽的想法后，张晓健赶紧在身边做了一次“民调”。 “结果好多人都愿意来，8月10号刘老师就组织成立了这个班，我们跟着一起学习。”张晓健对时代财经回忆道。
张晓健今年65岁，退休前在一个事业单位，是后勤行政干部。在上智能手机培训班前，张晓健不会用微信支付，微信里有了红包也不会收，疫情期间需要出示的健康码，他还是不会弄。
刘丽班上的志愿者教课老师黄镇说，教老年人学习使用智能手机，看起来简单，但教会一群老人却没那么容易。
“老人们掌握智能手机应用的水平不同。比如我们在开第一期课的时候，有的老人已经会用微信和人交流了，而有的老人用的还是老年机，不知道流量为何物，连微信账户都没有。”黄镇说。
另外，老人们年龄不一，学习领悟能力也存在差异。65岁以下的老人明显比70岁以上的老人接受能力强，再加上年长的老人视力、听力、记忆力较差，差距会更明显。
“还有就是学习态度不同”。黄镇说，有的老人学过一两次之后，认为学不会，就放弃了；有的老人学过以后，没有学以致用，时间一长又忘记了；还有的老人认为学习很枯燥，没有唱歌跳舞有趣，就没兴趣学了。
忘得快也是老人们学习时遇到的最大难题。“学了几次都不太会，实践也多，一个礼拜后再去上课，有的基本上就忘掉了。”张晓健说。
黄镇渐渐摸索出了适合的教学路子：第一招是耐心、耐心、再耐心；第二招则是坚持、坚持再坚持；第三招是上课形式的变化，第四招则是研究、研究再研究。
“通常每堂课近两小时，一个星期一次，每次只讲一个内容，稍微复杂的内容则分几期讲，比如用手机拍照讲了三期，玩抖音讲了四期，也就是八个小时。必须长期坚持才有效。”黄镇强调。
黄镇去安徽大学老干部处学习，发现还是一对一指导效果最好。“所以我们采取的措施是先花点时间讲一下操作流程，然后到台下一对一指导。”不过，随着学员的增加，教学人手开始不够。“现在手机班只有我和同事，人多了，就要分班教学。”刘丽表示。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经过四个多月的学习，现在张晓健除了会用微信的基本功能，还会用高德地图坐公交、发抖音、拍全景照片，用手机在医院挂号也渐渐熟悉。接下来的课程，他还将开始学怎么用拼多多、淘宝买东西。
张晓健和老伴都加入了培训班，但因为要顾及家里，一般轮流上课。老伴比张晓健小三岁，喜欢拍照，学得也快，她常常发抖音小视频，于是两人除了家事，也开始互相讨论用手机的经验方法。
和张晓健相比，刘绍敏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新东西。他曾经在厂里打工，工厂破产后，他就失业退休了。现在他会用手机备忘录、拍照录像、交话费，出门可以用支付宝、微信买东西，有时候去上课出门晚了，还会用打车软件叫出租车。
“它在精神上给我补充了维生素。” 刘绍敏形容，学会用智能手机之后，他觉得自己不光心态、体态年轻了，还更加乐观了。
破除数字鸿沟有三道坎
2008年的一天，周裕琼去医院，到了早上8点排队时，她发现很多老年人已经在凌晨四五点钟就起来把号排完了。几天后，医院推出一个便民措施，把号放到网上，让大家不用现场排队。等她再去时发现，一个老太太因为不会上网拿号，没法看病。
那一刻，周裕琼觉得，对老年人很重要的社会资源，仅仅因为不会使用互联网，就被年轻人抢走了，看着自己在网上抢到的号，她感到有些惭愧。
之后几年，她观察到，数字强势群体的年轻人对数字弱势群体的老年人的掠夺愈演愈烈。和刘丽类似，促使周裕琼走向研究的也是她的父亲。
她的父亲退休前是高中数学老师，退休后每年冬天都会来深圳过冬。2011年10月，70岁的父亲来到深圳，准备把自己的自传写完。
周裕琼给父亲买了一台iPad，让他可以手写又方便保存，但他经常写着写着就忘了保存，导致内容都找不到了。即便父亲是6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使用智能设备时也会不断遇到问题，向她请教。而她在反复讲了很多遍后，难免会生起父亲的气：“怎么讲了半天，你就是听不懂？”
每次讲完，她都觉得自己在扮演父亲的角色，而父亲在扮演孩子的角色。
经过这几年的调研，周裕琼发现，老年人破除数字鸿沟有三道坎：第一道是数字设备，即便给了他们智能设备，依然不会用；第二道是数字技能，老年人机能退化，需要反复练习还不一定能掌握；第三道是数字思维，也是最难的一道。
周裕琼观察到，这一代老年人的成长背景与思维方式习惯了简单机械、命令式的灌输，而数字思维需要的自我探索恰恰与前者背道而驰。
在周裕琼几乎所有关于老年人与数字化的调研中，是否会用微信是一个重要的分析样本。
2018年7月，周裕琼团队与腾讯研究院合作开展的调查报告《吾老之域：老年人的微信生活与家庭微信反哺》中，就以微信为支点，通过问卷调查与行动研究，描摹老年人的微信使用现状。
调研发现，在1399位老年人样本中，近半数的老者已经接入微信。而他们在功能掌握上，出现了“社交>信息>支付”的“三级跳”现象，即越靠后，会的比例越低：85%、65%、50%。
每一天，教父母（祖父母）使用微信的场景都在每一个家庭中发生。有50.3%的老年人对微信的使用是由儿女或孙字辈教会的，其中年龄小、学历高、住在家中的女性往往更可能教导父母。
另外，调研发现，青年人会教老年人工具类功能（如聊天、支付、红包），而信息类功能（如阅读公众号、搜索信息）主要靠老年人自学。
但是，越是这类“与生活相关的信息需求（如养生，烹饪）”，越难通过简单的学习获得，往往需要更加深度的反哺，如跟长辈一起探讨哪些公众号有价值、有营养，在朋友圈中发布个人信息需要注意些什么等等。而限于老年人在数字知识、技能上的有限，这往往让他们成为谣言和诈骗的主要对象。
几个月前，江西的黄阿姨正是通过抖音小视频遇到了“假靳东”，认为遇到了自己“晚年生活的一束光”，短视频里的电子男声机械地念着直白的思念与爱意，无差别的嘘寒问暖让部分中老年女性深陷其中。
从性别角度去看，周裕琼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接受新鲜的事物，特别是新技术。但在中国老年人群体里，性别正好逆转过来，女性比男性更先使用微信。背后原因是一般老年男性比较喜欢待在家里，更喜欢社交的是老太太。
社会的归社会，家庭的归家庭
周裕琼觉得，越来越多社区智能手机培训班的出现虽然是好事，但最终的解决还是要回到家庭内部来。
她在2014年发表第一篇论文《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时就指出，家庭内亲子两代之间的数字代沟问题越来越常见。此后她越来越多的调研显示，年轻一代对老年一代的数字反哺成为改变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的可行路径。
2013年左右，周裕琼在国外访学，父亲在老家，当时微信还不算普及，她想让父亲用微信与她沟通。她尝试自己远程在电话里教学，但父亲听不懂。她只好托朋友去家里当面教父亲。把微信下载好，再教他怎么操作。父亲受过高等教育，但还是需要很多引导。
父亲学会使用微信后，周裕琼发的所有朋友圈，他都会点赞和留言。最开始，父亲的微信头像是周裕琼挑选他年轻时最帅的照片。父亲病重后，他自己换了一张被病痛折磨的自拍照，周裕琼看到立刻很想哭，“在他心目中，微信是他在这个广袤的宇宙中留下的一个痕迹。”
父亲去世后至今，他的微信依然留在周裕琼的好友列表里，有时候她会用父亲的微信看一看他曾经留下来的痕迹。她也渐渐明白，父亲换头像是因为并不想沉溺于过去的美好，而是要直面生老病死带来的改变。她觉得，数字化生活虽给老人带来很多不适应，但也带来很大的可能性。
2017年12月，周裕琼组织团队到汕尾，尝试把老年人和小孩的面临问题一起解决，小孩爱打游戏，而老人不会用智能设备，正好可以互补。
他们招募了4个3代同堂的家庭，从17年12月开始，加入为期2个月的工作坊。每两星期上一次课，祖孙三代来上课。团队成员在上面讲，什么是智能手机，有哪些功能，老年人怎么去识别网上的谣言，怎么在网上使用支付等等。
课下，他们给家庭的孩子布置作业，在这一周要教会爷爷奶奶哪一个功能，让他做成什么事情，如下载一个本地戏曲的APP。这样维持了两个月，结业时，一家三代人都很感动，也有了更多互动。
他们团队也发现，对于经验越丰富的老人，对后续掌握新技能的态度更乐观；而缺乏相关技能的老人，更容易自我怀疑，信心不足，对自我评价能力很低，引起恶性循环。
64岁的小安奶奶是小学毕业，过去是传统的家庭主妇，从来没有用过微信，她就常说：“我头脑蠢，学不会。微信太难了，记不住的。忘记了就不敢点了，万一按错了怎么办？”
春节之后，团队又去做回访，但却发现这样的外部刺激并不如想象中有效，很多效果又消失了。周裕琼觉得，他们虽然从外部去帮助家庭做反哺，但并不是从老人真正感兴趣的角度出发，因此集中时间培训的技能很快就会忘记。
老年人和年轻人是差异，不是差距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疫情充分暴露了老年人对数字时代的不适，也加速了老年人触网速度。
数据显示，从2020年3月到6月，60岁以上网民群体占比从6.7%上升到10.3%，短短三个月增加了3600万人。互联网中的老年用户实现了最初十几年都没能达成的年龄层跨越。
庞大的潜在老年用户受到了互联网公司的关注。周裕琼说，有一些互联网公司的人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向她咨询，怎么帮助农村老年人。她说，这个想法是好的，但要认识到科技不是万能的。
“有一些老年人与其花钱去教他怎么用新媒体，还不如就他现有的生活方式给他足够的便利。比如他喜欢听歌仔戏，与其教他在网上听，还不如真正做好文化下乡，因为他们可能更喜欢那种氛围，不一定所有的问题都要用互联网解决。”
根据公开报道，在国务院发文前后，各地已有一些地区出台便于老年人生活服务的政策，时代财经不完全统计，已有北京、大连、西安、武汉以及河南、江西、四川等地都出台了相应针对老年人看病就医、政务服务方面的绿色通道，包括增设老年患者无健康码、线下可现金支付等措施。
“国家顶层设计，其实也在提倡我们必须要做到两条腿走路，要给一个不上网的选项。”在周裕琼看来，在数字化面前，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是差异，不是差距，前者是“我们有不同，但不是我比你差”，后者是“我要去追赶你”。
12月25日，工信部宣布，将于明年1月起进行为期一年的“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着力解决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在使用互联网等智能技术时遇到的困难，首批将优先推动8大类115家网站、6大类43个APP进行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这些APP包括腾讯新闻、新浪微博等新闻资讯类产品，也有微信、QQ等社交通讯工具，还有淘宝、京东、抖音、百度等生活购物类产品，以及支付宝、百度地图、滴滴出行、叮当快药等金融、出行、医疗领域APP。
“老年人没有必要去追赶年轻人，年轻人也没有必要居高临下觉得我比你强。大家以不同的方式融入到数据化社会而已。”
年轻人们主宰了网上世界，看多了后浪滑雪、蹦极、跳伞的画面，便常以为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
但偶尔也是可以看到，穿着豹纹胖乎乎的大妈在街头打架吵嘴，自觉输了就狂奔而去；头发华白的几位老奶奶开着巨大的拖拉机，在马路上享受风吹，神态是安然自若；大腹便便的中年大叔选择在无人的羽毛球场，挺着肚子插着腰试用他新买的代步车，姿势婀娜地放飞自我。
互联网当然不是老年人们生活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