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论坛创始人：传统资本主义已走到尽头

《利益相关者》

[德]克劳斯·施瓦布 / [比]彼得·万哈姆 著

中信出版集团

近几十年来，世界上还出现了另一个资本主义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当“私营部门基于自己的利益拥有和控制财产，并且供求双方以符合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在市场上自由设定价格”时，这种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我们参照这一定义，就会发现国家资本主义也是一种资本主义模式。在实行这一制度的国家，尽管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很大，但国家仍被视为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并对自然人股东保有权力。政府至少可通过三种方式来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

第一，它可通过强制手段参与资源和机会的分配；第二，它几乎可以介入任何行业。第三，它可以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研发、教育、医疗或住房项目来引导经济。国家资本主义至少从理论层面解决了股东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缺陷，因为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一些现行机制可以确保私人利益和短期利益不会被置于更广泛的社会利益之上。这种制度使新加坡、越南以及最近的埃塞俄比亚等国得以成为强大的、不断增长的经济体，同时在必要时能够约束私营企业的利益。事实上，如果没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中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可能根本不会迎来快速增长期。

但正如经济学家，比如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在他的《唯有资本主义》一书中）所言，国家资本主义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最重要的是，鉴于在这一制度下国家拥有绝对控制权，腐败问题始终无法杜绝。由于缺乏制衡，分配契约中会存在徇私现象，法律的执行将会变得专断。一旦国家领导层误判了经济趋势，那么他们控制的大量资源就可能被不当分配。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它几乎与股东资本主义所存在的问题如出一辙。

无论是股东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都存在一个最大的缺陷，那就是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中，有一个利益相关者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在股东资本主义制度中，股东的目标往往是唯一的焦点；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中，政府掌握过多的权力。因此，我主张建立第三种制度，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它是传统定义下的资本主义：个体和私营企业在经济中占据最大份额。

我认为，这是一种可持续性经济制度的必备条件：私人和企业必须要能够进行创新和自由竞争，因为这能够激发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创造力和工作热情。这些私营主体的经济活动还必须受到保护和引导，以确保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是对社会有益的，任何行为主体都不能不劳而获，坐享他人的劳动成果。这才是我们应该倡导的资本主义。

不过，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确实与我们看到的其他资本主义形式存在根本性区别，它克服了其他资本主义形式的许多缺陷。首先，所有与经济体存在利害关系的人都可以影响决策，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追求优化的指标纳入了更广泛的社会利益。此外，这一制度中存在一个制衡机制，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利益相关者能够登上或保持绝对主导之位。

如此一来，作为任何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行为主体，政府和企业所追求的不再仅仅是优化利润，而是更广泛的目标：社会整体的健康和财富，以及整个地球和子孙后代的健康和福祉。出于以上原因，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应该成为人类首选的经济制度，也是我们今后应该实施的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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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我们为什么需要利益相关者模式

如今，利益相关者模式已经蓄势待发，随时可能卷土重来，不过是以更新、更全面的形式。倘若期待利益相关者依旧与20世纪70年代无异，未免有些不够实际，毕竟那时候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发生在一国之内。经过调整后的模式，我将其称为“21世纪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或直接简称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可以确保在这个以气候变化、全球化、数字化为特征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

那么，这个模式究竟是什么样的？它与我父亲那一代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然而然地实施的利益相关者管理模式有何区别？

当代的利益相关者模式最重要的特点在于，经济体制的利益关系相比以往明显呈现全球性特征。与50年前相比，如今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模式从根本上也具备全球性，两个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也是如此。

首先对于整个地球来说，情况确实如此。我们现在知道，地球的健康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人或国家的决定，而是取决于世界各地的行为主体做出的所有决定。因此，如果我们要为子孙后代保护地球，那么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有些问题之前被视为国家经济政策制定和个体企业决策的外部性，现在需要被纳入或内化至每个政府、企业、社区和个人的行动中。换句话说，地球是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利益相关者，其他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所做的决定都要能够优化地球的健康状况。

将这一点体现得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地球气候变化的现实，还有它所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附带效应。近期有一个例子能够说明这一点，那就是最近发生于非洲和中东地区的蝗灾。这种数万亿昆虫在大洲之间肆虐的现象之所以会出现，被认为源于该区域在2019年气候极端潮湿。这种潮湿的气候环境使成群的蝗虫得以快速繁殖，并蔓延至整个东非、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对这些地区的粮食供应造成威胁。

同样的相互关联性也可见于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与人之间。以往，国家和企业可以单独优化自己的经济体系，而不考虑它们的决定可能对其范围之外的其他社会产生何种负面影响。而今，全球经济背后的深层关联性使这种做法不再可行。一个社会中的人们的福祉会影响到其他社会中的人们，我们每个人作为世界公民有责任优化全人类的福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最后受影响的必然是我们自己。

从全球移民潮中我们便可以看到这一点。人们在一个地区的经济利益或者政治利益得不到保障时，就会前往条件较好的地区以试图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据彭博社报道，在2020年，“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动”，估计有3.5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3.4%）离开了自己的出生国，生活在其他地方。这还是在世界上许多地区越来越倾向于抑制移民，而且新冠肺炎疫情来袭的背景下。如果说移民问题还不足以体现这种关联性,那么新冠肺炎疫情则提供了终极证明。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的蔓延，摧毁了数亿人的生计，并且导致数百万人重病甚至失去生命。除了几个岛国外，任何边境封锁都不足以防止疾病的传播。

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世界各地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其他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这引起了人们对全球公平的关注，使其成为一项重要目标，这种情况也许是历史上首次出现。

事实上，人作为社会动物，相比绝对福祉水平，相对福祉水平更加重要。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部分人的参照标准都是地方性的，工业革命的爆发使人们的参照标准变成了全国性的。在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人们的参照范围进一步扩大——位于美国势力范围内的人们参照的是整个西方世界，位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人们参照的则是整个东方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以及它所提供的连接技术，使得人们开始对标那些最发达国家的同类群体，他们可能位于世界上任何地方，可能是中国、美国，也可能是欧洲。因此，全球公平在历史上首次成为需要考虑的概念。

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人们都越来越形成共识：生活在任何地方的人以及整个地球的福祉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这两个要素是天然的利益相关者，其中人指的就是所有人类个体，地球指的是我们共同的自然环境。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利益相关者模式，在这一模式中，这两个要素处于中心位置（见图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