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读五中全会公报可以发现，中国将一如既往坚持开放共赢发展，并将在未来5至15年内将对外开放提升至全新水平。全会提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这为企业创新精神与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开放是数十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密码之一。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开放发展”已内化成我党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经济社会治理理念的重要基石。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我国企业更广更深参与国际市场开拓，世界级企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世界级话语权、世界级影响力、世界级美誉度，与我们经济的体量、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外开放的大势，以及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紧迫性都还不能完全匹配。肆虐全球的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逆全球化浪潮迭起，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沉渣泛起，全球化遭遇不小阻力。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更高水平的开放，坚持开放发展、联动发展和共同发展，不仅是大国担当的体现，自信心的展露，也是十四五期间的迫切需要。
开放的本质是在更大的市场空间配置资源，在全球寻找合作者。企业家精神从根本上说是资源配置、劳动分工的结果。虽然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头，但新的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全球化正在新的劳动分工下酝酿，它是基于人的全球化，而不是基于物的全球化。我们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一是更大范围的开放。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东部沿海、中部腹地和西部内陆不同梯次、共同开放的格局，与我国建立经贸与投资合作的国家和地区遍及全球。但不可否认，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省市与外部世界交融的程度并不均衡，外资外企准入的门槛高低不一，本地企业“走出去”、布局全球的水平也不尽相同。为更大程度地激发国内经济发展的潜能，未来的开放还需在空间上下更大功夫，打破沿海与内地的藩篱，让每一块地方都是开放的前沿阵地。
二是更宽领域的开放。新时代要求参与对外开放涵盖经济体系的各大领域，在生产、消费、交换、分配等各环节，在经贸、投资、金融等各领域，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各产业，形成对外开放的覆盖网络。
三是更深层次的开放。未来的开放不仅包括引进来，也包括走出去，是双向的开放。这种开放不仅涉及大幅降低境外商品和服务在中国市场的准入门槛，降低关税总水平和消除非关税壁垒，而且涉及深入的要素层面甚至是经济体制层面，以形成多层次的纵深开放。这就要求不仅商品可以自由流动，而且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数字信息等也可自由流转，并在法律法规和管理体制上作出相应调整。
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对中国企业与企业家们能力提出要求，只有提高清平与能力，才能“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带动企业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
实现更高水平开放，我们应当提高把握国际市场动向和需求特点的能力。尽管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但机遇仍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关键在于能否准确把握国际市场动向和需求特点。如果走出去困难重重，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缺少机会，而是缺少发现机会的眼光。“涉浅水者见鱼虾，涉深水者见蛟龙”。企业家要加强改革前瞻性研究，把握矛盾运动规律，守正创新、开拓创新，更加积极有效应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强斗争本领，拓展开放空间。
实现更高水平开放，我们应当提高把握国际规则的能力。开放型经济本质上要求权利与责任的对等性、国际规则的透明性、全球治理的公平性。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除了坚守以诚待人的道德底线、合法合规的职业操守，还要知己知彼、以变应变，以“走进去”实现更好“走出去”。要使得别人接受你提出的逻辑，就要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适应国际规则，然后把握和运用国际规则。要通过对外投资和产品输出带动中国设计、中国标准输出，广泛参与和主导相关国际标准的制定，从而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位势。
实现更高水平开放，我们应当提高国际市场开拓能力。需求导向意识和开辟新赛道能力，会在企业应对危机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在开放型经济中要摆脱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效应，就必须推动产业扩大开放，拓展对外贸易多元化，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逐步占领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补足供应链短板，连接产业链断点，打通产业链供应链的堵点，让产业链与供应链未来的冲突方向，和核心发展格局相对接。在建设和改造开放型世界经济过程中，企业家紧抓国际市场机遇深度参与国际市场，以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自主知名品牌、营销网络等带动技术、标准、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拓展供应链协同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对全球供应链的整合能力，优化全球资源配置。
实现更高水平开放，我们应当提高防范国际市场风险能力。近几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经贸摩擦加剧，国际市场风险更加凸显。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提高风险防范能力，意味着企业家要多学习、多预判、多评估。受疫情影响，部分企业实施了生产基地多元化措施，将生产基地迁移至距离国家更近的地方，通过启用本土供应商来替代国外供应商，从而缩短了供应链，提升了技术采纳速度，确保商品和产品的供应体系更为安全稳定。新发展格局下，供应链开始回流或者围绕本土进行布局，将减少复杂性，提升供应链的稳定性，当国际循环面临风险时，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稳定性也能确保我国经济安全运行。
(作者为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著名国企政策研究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