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与其他地区一样，在亚洲，疫情在一些国家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例如中国、韩国、新加坡等，但在另一些国家病例却仍在激增，例如印度确诊人数逼近800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20年亚太地区经济活动将收缩2.2%，相比6月的预测下调了0.6个百分点，原因是本地区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急剧收缩超出了预期；2021年亚太地区经济预计增长6.9%，相比6月的预测上调了0.3个百分点。
第一财经记者日前专访了IMF中国部负责人兼亚太部助理主任海格·伯杰尔(Helge Berger)。“2020年IMF预计中国GDP增速将达1.9%，但印度为-10.8%，澳大利亚为-4.2%，背后折射着各国对疫情控制程度的不同，中长期来看，控制不住疫情就没有全面的经济复苏。”他建议，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各国应持续提供政策支持。即使是率先复苏的中国，伯杰尔认为政策支持至少应该持续到明年年底，但考虑到债务负担和财政刺激的效率，中国可以调整财政刺激结构，重点支持家庭部门、加强社会保障网。
同时，伯杰尔支持中国在“双循环”战略下继续推进金融开放进程，并持续加大汇率的弹性，IMF始终建议中国央行逐步让逆周期因子淡出中间价。今年下半年来，因子发挥的作用的确也已经很小。就中长期来看，不论外部风险如何变化，IMF仍鼓励中国关注国内经济改革，让私营部门等市场力量发挥更多作用，这也是最终提高生产率的关键。
IMF预测，2020年全球公共债务很可能创下历史新高，达到全球GDP的近100%，但与10年前开出的药方不同，IMF此次认为大多数能自由借款的发达经济体，将无需计划在疫情过后实施紧缩政策以恢复公共财政健康。
针对疫情防控更加有效的亚太地区，伯杰尔也认为警报尚未解除，增速预测仍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并面临重大下行风险。“我们不能排除疫情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可能破坏经济复苏。疫情对最贫穷和最脆弱群体的巨大影响以及引发的社会动荡，可能破坏近年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或者，金融市场中风险厌恶情绪回归，可能加剧资产负债表的脆弱性。有效疫苗可能快速、大规模推出的前景则构成了上行动力。”
考虑到疫情似乎远未结束，IMF认为亚太地区的政策支持应予以延续，并且在部分国家应加大力度。在经济复苏企稳之前，有必要实施定向的财政支出。这些支出应面向最脆弱的群体(其财政乘数最大)，并支持以就业为导向、包容性的和绿色的投资。同时，完善的检测和接触追踪政策非常关键，这既能控制疫情的扩散速度，又减轻了其对经济的影响。
就中国而言，三季度的GDP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韧性已不断得到验证，在投资、出口率先复苏后，消费也有追赶之势。9月零售加速至同比3.3%的增长水平，相较8月的0.5%大幅改善，但IMF仍建议中国延续政策支持。
在伯杰尔看来，四季度公共投资、公共消费将交棒于私营部门的投资和消费，“但这可能不会发生得那么快，因此我们强烈建议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方面的支持应持续到明年年底，虽然力度可能不会像今年那么强，但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同时，IMF也建议中国可以调整财政支持的方式。早前中国的财政刺激都聚焦于基建投资，IMF建议应强化对社会保障网的关注。
根据伯杰尔的观察，失业保险是多数国家在经济衰退时给家庭部门提供支持的主要方式，但在中国，这一保障的覆盖非常有限，例如只有1/3的城镇人口有失业保险，而只有1/5的农民工有失业保险，“一旦出现衰退，这种支持是很有限的。因此需要关注对这部分人口的支持，进而就会促进消费。同时，改变一下财政刺激的结构，也可以节省一些财政空间，因为公共债务已经比较高。”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即将进入“十四五”。此前的“双循环”战略既是应对当前疫情的短期计划，又是一项长期战略，旨在减少中国对某些关键高科技进口产品的依赖，并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以实现增长的可持续性。
不过，“双循环”当然不是要取消开放政策，伯杰尔建议中国继续推进金融开放进程，逐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同时，中国应加强市场化改革，就国际经验来看，私营部门是释放生产率的关键。
“中国的金融开放进程吸引了众多资金流入，但未来也希望可以有双向的流动，当前资本账户的限制仍然针对流出，这是中国需要努力的方向，但也要循序渐进。”日前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透露，近期计划分批次新增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约100亿美元。同时，正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试点的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QDIE)政策也将进一步扩大规模。
就人民币汇率而言，IMF始终鼓励央行进一步强化汇率弹性。今年人民币涨势如虹，从5月至今，人民币已涨超5000点。自10月12日起，央行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但对于逆周期因子的安排并未有新的声明。
“我们希望中国不要使用逆周期因子，并继续强化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我们也乐见今年在这方面出现的积极进展。”伯杰尔表示。事实上，今年逆周期因子已经很少高调露面。高盛曾在8月末提及，与人民币升值的历史时期相比，5月以来逆周期因子的调节幅度仍很小(即中间价并未因人民币涨势较大而被调弱)。
也有观点认为，逆周期因子在人民币贬值时似乎对市场预期的引导效应更强，这可能也是为何近期因子很少被使用的原因。早在人民币“破7”后的贬值预期较强时期，几乎所有交易员都盯着中间价中逆周期因子起到的作用，当时在因子调节幅度较大(缓解贬值的意图)时，交易员并不会选择与央行的信号逆势而为。
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机构人士普遍认为，“逆周期因子或许没必要官宣取消，因为央行可将因子中采取的系数从100%降到1%，这相当于不纳入调节因子。但不宣布取消，就意味着还能有灵活性，在未来需要时还可调高系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