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四十年内实现净零排放对中国而言将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碳排放达峰后，政府需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实现碳中和，加速推进减碳进程。为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政府需推动能源密集型产业的稳步退出，如钢铁和石化产业，同时不断促进经济转向现代服务业和低碳、高科技制造业。中国还需更多地转向风能、太阳能、核能和水力发电等低碳发电方式。为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除提高森林覆盖率外，中国需增加碳收集和存储(CCS)能力，以便吸收工业生产和运输等减碳“老大难”产业的碳排放量。
向低碳经济进行重大转型
中国走向碳中和的过程将涉及经济结构性转变，对众多产业带来深远影响，尤其是电力和供暖、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2018年此类行业在碳排放总量中合计占比接近90%。
长期以来燃煤发电厂一直是中国碳排放主要来源之一。电力行业有效治理需重点推进低碳化结构性调整和提高用电效率。我们预计政府将逐步提高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的竞争力，同时发展氢能和生物质能源。
按行业来看，钢铁、化工、水泥建材行业煤炭消耗量大，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此类行业中淘汰原煤的使用要求多项策略共同发力，包括升级设备、生产电气化和转换成低碳燃料(例如换成零排放的氢能和现代生物质能)等。我们认为政府或将强化产业强制性能效目标，鼓励发展低碳制造业。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到2022年，城镇绿色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重提高至70%。为控制生活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有必要推动广大农村和城镇地区用清洁能源和低碳燃料替代散煤的使用，如利用输电网络、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和新型生物质能源等。同时，为新建建筑制定热效能执行标准，并改造现存建筑以提高能效。
随着近几年中国汽车保有量不断上升，交通行业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不断增长。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转换成低碳燃料或转变供能模式)是降低碳排放的关键。我们建议，考虑制定2050年前全国范围内机动车零排放的长效方案，包括提供新能源汽车购车补贴和提高燃油标准等。
与此同时，我们预计政府或将出台全面改革方案，推动商业向低碳增长模式转变，提高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扩大服务业比重。此外，政府提出将推广低碳、高附加值模式，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和数字经济。
能源消费体系方面，中国提出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由2019年底的15.3%提高到25%左右。为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我们研究估算到2060年中国化石能源消费比重需降至约15%，基本可被碳收集和存储所吸收，75%的能源消费为可再生能源，余下10%为氢能。绿色的氢能和生物燃料可用于长途运输、航空运输、化工领域和高温加热工艺等无法使用电力的场景。中国在上述领域已经开展了众多研究项目和试点项目。接下来，政府应进一步提供政策激励，以推广上述技术的使用并实现规模经济，使其具备较强商业竞争力。
抓住机遇，降低转型成本
中国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和规模经济，使其在从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到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并实现盈利的跨越中处于有利地位。中国利用强大的生产能力将太阳能面板从成本高昂的能源选项，变成了成本最低的清洁能源生产设备。中国有能力在更广泛的可再生能源和工业生产领域取得类似成果。
巴黎协定签署后，全球主要经济体承诺将共同遵守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多数产油国或将承受巨大的转型成本。与此同时，中国有大量投资清洁能源的内在需求，因而有望从这一转型中获益；中国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和规模效应有利于降低可再生能源生产成本。我们认为一旦全球大部分能源可以被“制造出来”(例如通过太阳能面板和风力电机发电)而不是从地下开采(例如化石能源)，中国将有望成为清洁能源及其制造设备的主要出口国。
中国转向“绿色经济”将提供巨大的基建投资机遇，包括特高压输电网、智能电网和电动车充电站建设等。目前中国电网灵活性仍然较低，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削减率较高。高度灵活性的电网，包括广泛利用需求回馈、电力存储和电动车充电站，将带来经济效益；运营成本下降和避免用电峰值的高额支出，则有望降低电力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将会增加并进行数字化整合，从而接入智能配电网络。一旦电动车大范围普及，对充电站的需求将显著上升，充电站投资更加有利可图。
另一方面，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尽管长期来看脱碳会降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损害，通过避免经济损失而提高国民收入，但其要求的经济转型可能会降低转型期间的经济增速，尤其是对于经济高速增长和较为依赖高碳能源的经济体而言。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初期可能出现工业生产放缓和生产者价格上升等现象，考虑到中国在全球供给链中的关键角色，其影响可能外溢至全球其他经济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可再生能源、先进制造业和新基建等投资的增加将提高产出，继而推动通胀回归正常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需寻求途径减小碳关税带来的影响，并在对外投资活动中推动碳减排。如果对出口商品碳排放征收碳关税，将可能抬高中国出口的成本，影响部分生产商的利润和出口商品竞争力。为应对国际贸易中的上述挑战，政府或需推进国内碳排放市场与国际市场进一步整合，降低碳关税支付或取得豁免，同时在国际多边气候治理框架内加强国际间交流合作，推动与发达经济体进行联合气候行动。中国企业需加强对自身产品在供给链中碳足迹的监管，尽早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以减轻影响。政府也可考虑鼓励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与当地合作伙伴合作，利用绿色融资投资绿色基建、绿色制造业和绿色科技，更好地推进绿色“一带一路”。
金融业将起重要作用
为达成碳中和目标，我们估算2060年前中国在脱碳进程中需进行高达127万亿-192万亿元的投资，相当于平均每年投资3.2万亿-4.8万亿元。我们认为包括绿色贷款、绿色债券和绿色股权融资等绿色融资渠道在为清洁能源融资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并预计人民银行将通过再贷款工具、降低对银行绿色资产的资本金要求和推动绿色债券作为央行借贷便利的合格抵押品等方式，支持绿色金融发展。
推动绿色金融市场进一步发展，要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营造有利环境和制定政策框架，具体或包括：一是增强市场透明度，完善数据流，向民营投资者提供精确的投资风险和机会的相关信息；二是统一地方绿色金融标准，提高与国际标准的兼容性；三是提供与减少碳足迹有关的多样化金融产品；四是引导长期资金参与绿色融资(如养老基金、保险企业、主权财富基金和共同基金)。
中国的金融机构或将在管理气候变化和向低碳经济转型的相关风险方面起重要作用，包括评估涉及此类风险的现有投资组合敞口，以及寻求减小和分散此类风险的金融操作。人民银行一直强调相关风险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并计划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纳入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框架。
针对碳排放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全球变暖的影响，对其进行合理定价，将会提高化石能源消费的成本并推动低碳替代能源的使用。为碳排放定价的一个有效方式是通过碳排放交易体系，该体系要求企业购买排放许可证以抵消自身的碳排放。中国将在今年年内启动全国范围内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全国性碳排放交易市场需明确排放目标，提高交易规模和市场参与度，增强价格发现能力。
当前国内碳排放市场还需增强流动性，扩大机构投资者和拍卖许可规模。目前来看，跨地区交易较为少见，交易多集中在每年特定时期。市场参与者均为背负不同减排成本的企业，机构投资者进入碳排放交易市场时仍面临一些挑战。碳排放权交易新规显示，多数许可证为免费发放许可，且将在合适时机引入拍卖机制。目前，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中的碳排放价格较为波动且价格仍较低，约每吨20-40元人民币，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中国需采取更多措施，推动国内碳排放价格接近国际市场平均价格(约每吨75美元)，以便降低碳排放强度。
为碳排放定价的一个替代方法是针对商品和服务的碳排放征收碳税。碳税旨在增加化石燃料、电力和一般消费品的价格，推动向低碳燃料发电转型，节约能源使用和转向更清洁的新能源汽车等方向。鉴于碳税可以直接对碳排放权定价，且碳税收入可用于为清洁能源和相关基建项目、绿色科技和创新技术融资，或可用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渡期内受到负面影响的低收入群体提供财政补贴。
(作者系渣打中国经济学家、渣打大中华及北亚区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