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志贤/文 1993年韩国农历新年刚过不久，刚刚宣誓正式就任韩国第十四任总统的金泳三就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韩国总和生育率急剧下降，劳动人口出现了短缺迹象。
事情还要从32年前说起，彼时的韩国还没有完全走出战后的贫困交加，国家经济上的窘迫让时任总统朴正熙忧心忡忡，为推动经济发展，他在1961年正式提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思路包括通过控制新增人口数量，降低人口抚养费用，增加储蓄率，改善人口知识结构，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此后数年间，韩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一跃跻身亚洲四小龙，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缔造了大名鼎鼎的“汉江奇迹”。很多人也从正面角度评价韩国这一时期的人口政策，认为这一阶段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确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乃至30多年后，当金泳三政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还高度肯定了计划生育政策为韩国经济腾飞做出的重要贡献。
只是至金泳三入主青瓦台，韩国的人口形势却发生了新的变化，总和生育率下降速度之快远超预期，之前对人口发展趋势的预估正严重偏离轨道，人口增长率过高已经不再被普遍认为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取而代之的是对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和劳动人口短缺的担忧，这对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期的韩国实在不是一个什么利好消息。
人口形势的突然逆转，着实令人有种措手不及的感觉，毕竟不少仍活跃在舞台上的人口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还清楚地记得，控制人口增长一直是明确写在前几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里面的内容，甚至上一个韩国经济五年开发计划（1987-1991） 都还在谈及要进一步降低人口增长率。而在很多韩国民众印象里，鼓励生育一胎的相关宣传还历历在目，不少鼓励优生优育的宣传图画依旧栩栩如生的停留在街头巷尾的墙壁上。
面对人口形势的巨变，金泳三政府决定采取新的人口政策，在他的亲自关怀和推动下，政府成立高规格人口政策制定机构，经过反复的分析研判之后，当局决定改变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措施。然而，不知是政府并未完全意识到人口形势的严峻程度，还是人口学专家分析判断失误，新的人口政策并未调整到全面鼓励生育上来，而是侧重于强调提高生育质量，相关配套的政策也主要围绕这一方向进行。政策也没有充分体现要刺激生育率、增加新生人口的态度，而是维持较低的人口增长率。韩国还将人口生育率目标设为维持在1.7（平均一名女性一生生产1.7个子女），参与政策制定的专家们普遍相信，这是一个合理的目标，也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要知道，60年代不少韩国女性可都是生三个以上孩子，现在将生育率目标设为维持在1.7，似乎并没有好高骛远。
然而，令政府和民众大跌眼镜的是，理想中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并没有如期而至，纵使后来陆陆续续出台了诸多鼓励生育的奖励手段，都止不住生育率的急转直下。到2020年， 韩国已成为全球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总和生育率降到0.84，连续三年低于1，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数字，因为根据人口学的研究，当这个数字低于2.1，意味着一国人口就可能不能实现正常的代际转换，对韩国而言，如果持续得不到改善，没有找到有效解决方式的话，本国人口总数将逐年减少。
实际上，早在2010年左右，韩国国内人口预测就已经将关注焦点更多集中人口负增长时点的到来，根据当时统计厅的报告，预计到2030年以后，韩国将出现人口自然减少的情况，即一个年度内，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令人再次意外的是，韩国人口负增长在2020年提前到来，比国家统计厅的预测大大提前。
是什么导致人口形势一再被误判呢？不少观点认为是与日俱增的养育压力导致年轻人“不敢生”，而人口政策未能有效解决年轻人生育的物质上的压力，预测高估了刺激人口生育政策的效果，导致预估数据严重偏离实际情况。不可否认，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政策制定者和人口专家低估了年轻人“不想生”的态度。尤其是育龄女性，随着教育程度和参加社会工作度的提高，大多育龄女性价值追求原来越多元，对于生育的认知较60年代发生了质的变化，生育在韩国育龄女性认知中的重要程度不断下降，因此以物质为核心的鼓励生育政策虽然花样繁多，也很难预期效果。
从韩国人口政策变迁即人口形势的变化，笔者认为至少可以得出两个启示。
一是人口预测要谨慎，尤其是在当前环境下，人口预测要充分考虑育龄人群的心态和认知，否则预测结果可能大大失真。从对韩国人口问题的研究看，育龄人群生育观颠覆式的改变，使得人口刺激政策并未如期发挥作用，也导致人口数量研究预测严重不符合实际情况，物质不是改变生育态度的关键，对生育的观念和意识才是。
二是鼓励生育的政策高度、政策深度、政策出台速度很重要。韩国生育率问题和可见的老龄化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逐步初见端倪，但是强有力的针对性政策并没有及时同步，尽管随着问题愈发严重，韩国逐渐将鼓励生育上升到“国策”高度，但此前已一定程度上耽误了最佳的时机。
（作者为中国工商银行首尔分行贸易融资部主管，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观点与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