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6%、江苏6%、天津6.5%、湖南7%、福建7.5%、贵州8%……1月下旬，伴随着全国各地两会召开，各省市2021年GDP增速目标陆续出炉。
“应该永久性取消GDP增长目标”，1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马骏发声。
“从今年开始应该永久性取消GDP增长目标，而把稳定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政策最主要的目标。GDP的数字可以作为一个预测，财政部门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基础来进行财政收支的预测，投资部门可以将其作为基础来预测投资行为，但不应该将其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业绩的指标。”
以GDP统计数据作为考核政府政绩最核心甚至是唯一指标的“唯GDP论”早已被诟病多时。2020年，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当年不设GDP增长目标，成为了以“民生为本”治国理念的优秀案例。而在疫情仍在全球持续的背景下，2021年GDP大概率会由于基数效应有较大的反弹，但同时也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当下永久性取消GDP增长目标，是否有意义？
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曹和平1月28日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表示，保证就业率和控制通胀是央行的目标，央行的目标是维持充分就业和防止通货膨胀，但央行的目标不能等同于国家的目标。“如果把央行的目标当成国家的目标，就好比把一个营的目标当成一个团的目标，是不合适的。”
“疫情之下，中国相对西方的经济体，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中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步，经济增长的目标仍然需要全国上下凝聚力量与共识，不能把发达国家经济的目标当为我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目标。”相比之下，设置GDP目标则是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团结各方力量的良策。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研究员张明也对时代财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张明认为，目标可以富有弹性、未必强制完成。但无论如何，年度目标依然非常必要。目前中国经济体制仍是一种行政计划性浓厚的增长型体制，需要一个年度增长目标来协调各方面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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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追GDP增长目标，导致经济结构失衡”
2021年已然开局，按照往年惯例，不少省份会将目标定在“全国水平”，也有一些省份会将目标定得高于全国水平。但由于基数效应，去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目标非常低，因此今年一季度的增长以及全年增长可能会较大。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1年中国GDP增速达8.1%；国内分析师则普遍预计增速在8%-9%。这意味着按照惯例，8%将成为地方制定GDP的一个标准线。但值得注意的是，多省均将2021年GDP增长目标定在8%以下，远远低于国际组织及市场机构的预判。2021年在国家层面如何制定GDP目标，也成为了业界关注的焦点。
马骏指出，“2020年GDP增长速度存在一个很大的基数效应，因为这个基数效应，今年GDP可能达到8.5％，那是否应该把2020年的目标定到8.5％？假如定了，2021年突然掉到五点几，解释起来就很费劲。”
马骏进一步分析，继续设立GDP增速目标会导致地方习惯性层层加码，把地方的GDP目标定得很高，从而加大隐性债务的金融风险。因为靠借钱来实现投资拉动GDP比其它办法都容易。
“马骏的观点抓住了当前实体经济和消费不振的症结，指出了设立GDP增速目标带来经济动力结构失衡的弊端。”看懂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职业投资人程宇对时代财经分析。
程宇进一步指出，2020年的经济增长动力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投资，结合过去五年我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数据来看，消费增速持续下降，并且实业固定资产投资已经连续三年萎缩。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2019年增长2.9%，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0.9%，制造业投资下降2.2%，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7.0%。程宇对时代财经表示，“如果还不取消GDP增长目标，就会导致地方政府为片面追求GDP达标而不断增加基建、房地产投资，导致经济增长的失衡加剧，带来资产的泡沫和实体的萎缩。”
“应该修正它，而不是取消它”
事实上，这不是马骏第一次提出取消GDP作为经济目标。
去年3月31日，马骏就提出了“中国2020年不再设定GDP增长目标。”彼时他的理论依据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GDP增速很难实现6%的目标。如果确定了具体的GDP增长目标，到底要用多少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来刺激经济，才能达到目标，这是不可预测的。如果还要确定GDP增长目标很可能把宏观政策绑架，最后被迫搞‘大水漫灌’。”
事实证明，去年政府工作报告决定2020年不设当年的GDP增长目标，在审慎宏观政策指导下，中国经济平稳复苏，成为唯一一个GDP增长率为正的经济体。
但此一时，彼一时。从今往后是否有必要取消GDP目标，并以就业率和通胀率代替？
一个案例是，美联储把就业率与通胀率作为调控政策的主要参考指标——在经济上行时，美联储把通胀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防止经济过热；在经济下行时，将失业率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依据。
曹和平称，首先，保证就业率和控制通胀是央行的目标，央行的目标不能等同于国家的目标。曹和平认为，国家的目标是维持各种要素，以保障充分就业和防止通货膨胀，这些要素包括劳动制度、资本、人力资源。而保障充分就业的一个最重要度量指标就是GDP。（所谓“充分就业”是指包含劳动在内的一切生产要素都以愿意接受的价格参与生产活动的状态。）“如果把央行的目标当成国家的目标，就好比把一个营的目标当成一个团的目标。”
在曹和平看来，要根据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来设定经济增长目标。“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阶段迈步，经济增长的目标仍然是全国上下需要凝聚力量与共识，不能把发达国家经济的目标当为我们发展中经济的目标。”
相比之下，设置GDP目标则是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团结各方力量的良策。“在这次疫情就更清楚看出，我们在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发展的关键阶段，我们发挥优势发展经济，就能保障充分就业。如果不用上这个优势，就好比一个人是善于用右手绣花的，忽然一天改用左手拿绣花针也能绣，但效率就很低，质量也很差。”
张明也较为认同曹和平的分析，张明指出，中国经济体制以及政策惯性需要一个年度增长目标来协调各方面资源。此外，设置经济目标促进增长也有助于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疫情的爆发与扩展，可能会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再度上升。如果经济增速下降过快，那么系统性风险就可能被引爆。”
面对GDP目标导向带来的弊病，曹和平认为，“诚然，GDP目标论会导致很多经济发展的弊病，但应该修正它，而不是取消它。”
究竟如何修正？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认为，目前仍有必要保留GDP增长目标，不过这一目标的数值可以视情况而加以调整，比如采用区间方式来设定等，以此来稳定市场预期，为恢复经济提供必要的信心保证。
付一夫向时代财经分析称，今年经济肯定会迎来一波强势反弹，同时疫情不确定性与防疫压力尚在，设置一定区间的增长目标，能让全国各个地方更从容的去平衡防疫跟复产，留出足够的回旋空间。
“从近几个月的 CPI来看，通胀目前还是处在非常温和的区间，没有必要刻意地出台相关文件去干预。CPI更多应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自我调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