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多年来，推进西部地区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一直是宏观政策谋划和施力的重点之一。新时代，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成为中央思考和擘画的着眼点和着力点。5月20日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重心还是在人民至上理念的体现上，要落实到让西部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上，通过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人民生活水平持续稳定提高，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明显改善，重点区域和重点产业的发展达到新水平，更进一步推动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要在发展，利在民生。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营商环境是重要的发展基础。只有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才能在用好、盘活西部地区各具特色资源秉赋的同时，打开大门，开放发展，在承接和引进中促进要素、资源、产业的集聚，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市场大循环，在改革和创新中形成新优势、培育新动能。
长期以来，西部一些地方对于优化营商环境的理解显得过于狭隘、单薄，多局囿于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缩短项目审批时间、改善优化政务服务上。这些不能不说确是长期困扰企业的痛点、难点，但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概念、内容包括这些却又并不仅限于此，而是有着更多元的维度、更丰富的内涵、更深刻的诉求。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就要遵循市场规律，贴近企业需求，建立起更完善、更接地、更科学的营商环境体系，多点发力，多元一体，推动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升级，为产业发育、市场培育、生态涵育提供更适宜、更肥沃的土壤。
笔者认为，其要有四：
一是政策供给层面。要通过更精准的转移支付、产业扶持等政策，为西部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加强资源开发、承接产业转移以及成长型市场主体发育等提供支持和助力；要通过制度供给侧的改革和赋权，使西部地区在市场准入、市场监管等方面更具开放性、包容性，以支持新业态、新模式的发育成长。
二是行政效能方面。过去说“投资不过山海关”，很大问题就出在政府职能低效和政商边界不清上。作为同样市场经济发育晚、市场化程度较低的西部地区，不必讳言，在这方面恐怕也有同样的病灶。不能冀望于“放管服”改革一劳永逸，各级地方政府要始终以利企便民、打造服务型政府为着力点，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有为而不懒为、慎为而不乱为，铺路而不堵路、拆墙而不筑墙，以政务环境的改善为打造近悦远来的营商环境加分、赋能。
三是产业生态方面。对于资本来说，判断一个地区的营商环境好坏，当地的产业生态通常是重中之重的考量因素。如果产业链条完整，上下游循环通畅，金融、物流、人才等配套服务完善，那就意味着企业对未来的经营成本、市场销路等不用有过多顾虑。因此，作为地方来说，尤其要在发展产业集群上下功夫，在建链强链延链补链上下功夫，增强产业发展的互补性、集约性、规范性，推动产业发展的特色化、规模化、品牌化，产业体系越健全、循环越畅通，在营商环境上就越有竞争力、影响力，进而形成要素、资源集聚的滚雪球效应。
四是价值理念方面。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其核心就是规则意识、契约精神。越是市场经济的后发之地，经济活动的随意化、人情化就越明显，但这显然有悖于市场理念，会增大交易成本、阻碍市场繁荣。作为西部地区来说，优化营商环境，也要从建设营商软环境出发，大力培植法治文化、诚信文化。要通过政务公开和负面清单等制度设计，减少政府在企业准入、资源配置、市场监管等方面的弹性空间；通过纳税信用贷款、信用积分优惠等政策建立推诚守信的鲜明导向。一旦法治与诚信成为一地营商文化的主旋律，成为普遍的价值认同、行为认同，市场主体对未来能有稳定的预期、充足的信心和安全感，那这个地方就会成为资本、技术、人才等各种要素的“众趋之地”。
优质营商环境的打造是西部大开发一个绕不开、离不了的重大课题，同时也是一个纲举目张、事半功倍的突破口和有力抓手。西部各地区一定要在改善和提升营商环境上保持足够的定力、耐心来深耕细作，多极发力、精准施力、持续用力，让祖国西部在彰显风光秀美、人文璀璨的同时，也愈加焕发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