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出台了《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人民银行也同步发布了《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迈出了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至关重要的一步。这两个文件对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的条件和程序进行了硬性规定，对股东、股权结构、资金、资本充足性、风险管理等多个方面提出了明确监管框架，奠定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基础制度。这有利于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秩序，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意味着金融控股公司野蛮生长时代的终结，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虽然起步较晚，但在较长的时期内金融控股公司形态实际上已经客观存在，各自发展的路径、规模、形式都有很大的不同，总的来看，主要有几大类。第一类是央企，以单一金融机构为主向其他金融业务拓展，形成综合化的金融集团。如中信集团和光大集团，其基本都具有全金融牌照，业务综合；工、农、 中、建等大型银行均已拥有基金、金融租赁、保险子公司。第二类是地方金融控股公司。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的角色，持股金融企业，整合地方核心金融资源，参控股本地的银行、证券、信托等金融机构，形成综合性资产投资运营公司，其目的是充分调动运用金融资源，助力当地经济发展。地方金融控股公司已发展成为金融控股公司的中坚力量。第三类是民营金融控股公司。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零售贸易等业务，由于主营传统产业利润下滑，民营资本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进入金融领域，实现产业转型，如海航集团、苏宁、恒大、新希望等。第四类是金融科技公司。信息科技企业在互联网领域取得优势后，逐步向金融业拓展，获取多个金融牌照并建立综合化金融平台，如阿里巴巴、腾讯等。虽然都属于金融控股公司，但这些企业的驱动因素、商业模式、管理方式，甚至开展金融业务的方式，都有很大的不同，各自的盈利能力和风控水平差别较大。
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将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监管，存在着监管空白，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风险管理水平低。我国一些金融控股公司是实体企业盲目跨界兼并而形成的，企业本身就缺乏风险管控的基因，在兼并后也就难以对金融业务板块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即使是各业务分公司有独立的风控部门，但是缺乏全流程的风险管理思维，无法从集团层面来进行风险管控和整体把控。二是违规经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监管漏洞，故意组织架构复杂的股权方式，通过隐匿股权来源，进行层层嵌套、交叉持股、循环注资、虚假注资，最大限度地扩张放大财务杠杆，来套取金融机构的资金，还有少数股东利用关联交易隐蔽输送利益，干预金融机构经营，把金融机构当做“提款机”。三是风险关联的问题。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往往各自有着完全独立的业务流程、管理团队、以及运营系统，统一管理实施起来比较难。有的金融控股公司管理层级过长，子公司和孙公司过多，授权管理机制不健全，子公司运行难以有效管理，一旦失控，造成巨大风险。
《决定》和《办法》填补了监管上的空白，有利于解决这些风险隐患，促进宏观金融系统的稳定。这两个文件对金控集团的制度进行了整体考虑和系统设计。一是严格准入。金融控股公司必须自身要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才能控股金融子公司。《决定》明确规定，金融控股公司实缴注册资本额不低于人民币50亿元，且不低于所直接控股金融机构注册资本总和的50%。对于此前已设立金融控股公司但未达到监管要求的机构，合理设置过渡期安排，逐步消化存量。二是风险隔离。金融控股公司自身不能直接从事金融业务，只能开展股权投资和管理，具体金融业务由控股的金融机构开展，相互独立，分业经营，相互之间建立“防火墙”机制。三是全方位监管框架。从集团整体的视角，明确股东资质、资本管理、公司治理、关联交易、风险隔离等标准。从宏观审慎管理角度，以并表为基础，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行为和风险实施全面、持续、穿透监管，规范经营行为。四是明确监管主体。延续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监管，对金融控股公司所控股的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按照现行的监管分工来实施监管。
《决定》和《办法》的实施加强了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对金融发展的格局将产生重大影响，金融控股公司发展面临着深度调整。一方面，有利于正本清源，规范金融市场。对于一些难以达到监管要求的金融控股公司，需要将金融业进行分离，有助于抑制部分金融控股公司的无序扩张，有效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让金融回归本源，促进金融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发挥金融控股公司的协同效应，在有效风险隔离机制的基础上，通过交叉销售、资源共享、多元化金融服务，为企业和个人提供综合金融解决方案，在企业全生命周期内提供符合其信用特点的产品，有助于提高金控集团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规模经济，促进金控公司良性发展。可以预计，一些资本实力雄厚、金融业务领先、科技优势明显的金融控股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将会进一步扩大优势，将会产生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控股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