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要曹县一张床，不要上海一套房。”近日，山东曹县因为生产汉服与出口日本棺木等产业实现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463.82亿元，受到网民各种媲美北上广深的赞许。
当看到抖音上这句话，不管身在上海还是曹县的人或许都会心一笑。大概五年前，一条名为《我买好了30张机票在机场等你：4小时后逃离北上广》的推文在朋友圈疯传，离开大城市一度击中很多“上班族”的心坎。尽管那场“逃离”后来被诟病为“一个并不完美、略糙的营销活动”，可在此之后，“逃离北上广”成为了新闻媒体、社会学家、人口学观察的对象。
5月中下旬，各省市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陆续发布。时代财经梳理数据发现，“逃离”或许发生了。
近十年来，北上广深的人口流入情况出现了分化。北京、上海常住人口增速极大地放缓；广州、深圳常住人口增速加大，而且这两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就业机会、居住环境等使得吸引力仍在持续上升。
“北京、上海面临住房条件、交通堵塞、垃圾处理压力等所谓‘大城市病’的困扰，人口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增量放缓，既有政府的调控引导的因素，也有超大城市生活成本大等因素。”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高国力5月20日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分析。
尽管北京、上海两个城市人口增速放缓，但上海人口转移的通道更顺畅、动力更明显。高国力指出，长三角拥有一批等级不同、可承纳来自上海人口的城市，如苏州、无锡、宁波、杭州、南京等。这些城市能够跟上海保持非常便捷的经济联系，而京津冀周边吸纳北京人口外迁的备选城市却相对较少。
在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耀看来，北京、上海人口放缓是主动减少、人为控制的结果，人们并不是自愿选择“逃离”，而是被“拒之门外”。陈耀告诉时代财经，2014年以来，北京户籍控制非常严格，“中心城区的每一个区每一年都有人口增长的约束性指标。”
陈耀透露，这一严控户籍的状态未来可能会略微调整。“现在学界存在一些争议，世界上主要的首都包括东京、纽约、伦敦、墨西哥等人口密度都较大，北京与它们相比并不高。此外，衡量一个城市发展质量与潜力的重要指标就是人口净流入以及净流出，北京可承载的人口还是有空间的。”
上海人口最多广州年平均增长率最高
近日公布的各省市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海以2487.1万常住人口，居四大一线城市人口之首，紧随第二的是北京，常住人口为2189.3万人，排第三、第四分别是广州(1867.7万人)与深圳(1756万人)。
虽然与十年前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相比，排位依然不变，但“年平均增长率”这一反映人口流动的数据表明，情况正在起变化。
北京人口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加228.1万人，年平均增长1.1%，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3.8%下降2.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长有所放缓。
人口增量放缓的不仅北京，还有上海，而且上海的年平均增长率比北京还要低。上海的常住人口与2010年相比，增加185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8%，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3.4%下降2.6个百分点。
回顾近十年，影响北京人口最大的事件要数2014年2月26日国家提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事实上，这一政策提出的背景，恰恰是人口规模增长过快。
陈耀向时代财经介绍，政府曾提出北京人口规模到2020年不超过2000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014年左右，人口突破了2000万，增长过快，甚至近乎失控。因此，国家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同时从2014年开始严格限制中心城区的人口增长。
2017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批复提出，严格控制城市规模。到2020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2020年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
“户籍控制得非常严，现在很多人在北京打拼了30年，想要落户而不得。”陈耀惋惜道，因此，北京常住人口的减少，一是北京疏解非核心功能的效果，二是主动减少、人为控制、减量发展的结果。
在陈耀看来，今年的人口数据说明了近年控制人口规模取得一定成效。
同时，陈耀认为，未来政策可能有放宽的空间，北京常住人口增速可能会回升。“人口净流入与净流出关系城市的发展潜力，因此近几年很多地方开展抢人大战，不仅是抢人才也抢人口，大专文凭也可以落户。再加上北京人口密度与国际上主要的首府相比，并不高。学界有观点认为，北京可承载的人口还是有空间的，在政策执行上可以适度放松。”
陈耀口中提到的“北京可承载人口仍有空间”主要指的是，门头沟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和延庆区这10个区。时代财经结合最新人口数据计算可知，北京由于面积最大(16410.5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是四个一线城市最低的，每平方公里1334人。而从小渔村发展而来的深圳，由于面积仅有1997.5平方公里，却承载了1756万人口，人均密度是四个一线城市最大的，达8791人每平方公里。
生活成本上升是不少人离开北京的主要原因。高国力称，“由于综合性的生活成本上升，大学毕业生、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看到北京的生活成本这么高，居住条件、环境短期内很难改善，最终选择去其他地方发展。有的此前在北京打拼的人们，也由于相同原因选择了离开，到二线城市去发展。这都是导致北京人口增速明显下降的原因。”
至于上海人口减缓，在陈耀看来，上海人口疏堵同样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态势。
“上海到了反哺周边的发展阶段，长三角内部的浙江、江苏吸引从上海流出的人才。”在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民生银行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应习文接受时代财经记者采访时曾分析，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有一定的压力，自然要开始往外扩，由城市圈、城市群，大都市圈、城市圈，再到城市群发展。
广州、深圳人口集聚效应显著
应习文曾对时代财经指出，上海到了反哺周边的发展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较长三角要稍微晚一点，处于虹吸阶段和反哺阶段之间。
七普数据显示，深圳常住人口达到1756万，相比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新增了714万，增速高达68.46%，年平均增长率为5.35%，比六普公布的3.98%增加了1.37个百分点。
深圳市统计局分析，深圳人口保持较快增长的原因在于三方面：“一是‘全面二孩’政策有效持续发挥作用，使生育水平有所回升，自然增长人口逐年稳步增加；二是户籍人口迁入的机械变动促进深圳人口规模扩大；三是深圳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经济活力增强，经济总量位列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十年间也沉淀了大量人口。此外，‘双区’驱动，‘双区’叠加，进一步增强了城市的吸引力，人口集聚效应显著，促使常住人口保持了较快增长。”
再看广州，广州常住人口为1867.66万人，与2010年相比，十年共增加597.58万人，增长47.05%，年平均增长率为3.93%，比六普的2.48%提高了1.45个百分点。而且外来人口数据显示，三个常住人口之中，有一个是非户籍人口，而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每两个常住人口，就有一个非户籍人口。
从人口的省际流动来看，广东也是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份，十年间人口增加2171万人，而广州与深圳新增人口合共1311万人，这意味着，广州与深圳贡献了六成广东省新增人口，是珠三角城市群和都市圈勃兴的“中流砥柱”。
高国力分析，近十年，以广州和深圳为龙头的珠三角地区保持了经济快速增长，产业体系得到培育和壮大，对就业岗位的需求非常旺盛。他特别提到，深圳特区经济增长较快，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和领域的企业发展壮大，有对不同层次的劳动力需求，既有高端的专业技术、研发人才需求，也有中端的蓝领工人需求。而广州作为省会城市也在发挥了很大的吸引人口效应。
从数据上看，广州人口的年增长速度比深圳更快。陈耀分析，深圳只有1900多平方公里，从小渔村到特大城市，其扩张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人口密度较高。“这几年深圳房价相对高，原因是需求增大，可供土地减少。从城市的宜居性出发，深圳高楼林立，城市的绿化面积较少，广州相对环境更宜人。”
人口省内流动趋势明显
近日在网络上流传关于“北上广曹”的段子。由于抖音博主的一句“山东菏泽曹县，666！我的宝贝~”，曹县迅速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彻底火遍全网，背后是曹县的硬核实力——山东菏泽曹县在全国十大淘宝村集群中位居第二，是全国最大的演出服和汉服基地，棺材出口占据了日本棺材市场的90%。
有意思的是，全网掀起了一波把曹县媲美一线城市的调侃——“宁要曹县一张床，不要上海一套房。”“我国四大城市：北上广曹。”陈耀分析，过去人们追求到大城市发展，钱挣得多一些，机会也多一些。“现在来看，一线城市人口流入被限制，而且房价很高，不如回到家乡安居乐业。因此人们调侃，曹县可以媲美北上广。”
事实上，曹县作为县域经济的代表，其发展也契合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发现人口流动的新趋势。截止2020年11月1日，流动人口数量高达3.75亿人，而其中省内流动人口为2.51亿人，有大约三分之二的流动人口已经选择在省内近距离流动。
陈耀分析，三分之二的人选择在省内发展，这是近年国家极力提倡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使得人口流动范围扩大，大跨度、大规模的流动造成春节期间几亿人的大迁徙。这对整个社会，尤其对公共基础设施来讲是不堪重负的。“现在很多中西部地方得人，比如四川、湖南，都回乡创业，既能够照顾很多留守儿童老人，又能够帮助家乡发展，这是值得鼓励的。”
从数据可以看出，留在北上广深的人们，拥有大学文化占比远高于全国水平，可谓“不是猛龙不过江”。北山广深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含大专)的人数分别为41980人、33872人、27300、28849人，而从全国来看，每10万人中有大学学历15467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