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公安部的户籍登记数据，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2019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179万，2020年的数据同比下滑14.89%。2020年已出生但还未登记的新生儿尚未包括在内。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和出生数量总体呈现减少趋势，特别是从2016年开始连续下降。
那么，我国出生人口连年下降意味着什么又警示着什么？
首先，根据低出生、低生育形势来推断，中国已经开启了严重少子化阶段，生育率江河日下问题日趋严重化。谈到人口的少子化，我们不仅要关注0-14岁少儿人口规模和比例下降的趋势（少儿人口占比低于18%即进入严重少子化），即人口的少子化以及与人口老龄化的失衡发展问题；而且要关注生育的少子化，注意低生育的低迷现象在逐年蔓延和扩展，晚婚晚育与丁克文化的出现以及单身人口和离婚人口的增长就是一个信号。从生育意愿来看，由于生育成本飙升因素的制约，生育的少子化出现了内生性和内卷化的趋势，正在释放和形成自行下降的巨大惯性。
其次，低生育时代的家庭结构比较脆弱，多是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丁克（无后）家庭、失独家庭和伤独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脆弱细胞、风险细胞较多的话，一定会从各个方面影响社会整体和谐与进步。低生育率注定了家庭人口结构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家庭幸福受到不确定性风险的挑战，这也是提出人口安全命题的意义所在。现代人口学认为，二孩之家是“合适之家”。优化生育的微观意义是适度生育，减少独生抑或不生的风险选择；宏观意义是打造以二孩家庭为主的人口生态。
再次，长期低生育的人口风险表现在15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减少（我国在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每年减少几百万，迄今已减少大约3000万），社会风险则表现在人力资源的短缺上，如劳动力供给不足、兵源匮乏、护工短缺等等，由此引发了对经济下行、国防安全和养老安全的普遍担忧。近年来，各大城市展开的“抢人大战”已经拉开了人口大竞争的时代序幕。
其四，从长远的眼光看，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必然导致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减弱，同时人口发展弱持续甚或不可持续的风险增大。长此以往，过低的生育率有引发种族灭绝的危险。所以说，人口是文明的基本要素，生育是人力人才的母体，人口和生育关乎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在于，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口的生育意愿出现了代际弱化的大趋势。
可以预言的是，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历史节点或已不远，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不得不面对低生育-少子化-老龄化以及人口生态失衡的持续挑战。生育政策需要回归家庭计划，同时要强调优化生育不仅是家事而且是国事，包容多胎多孩生育。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化生育和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这是生育政策将进一步调整的信号。
（作者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作者：穆光宗 编辑：李靖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