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站在“十三五”收官、“十四五”开局的关键时点，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一重大战略，应该如何落地，重点解决哪些问题，实现怎样的发展目标？
近日，经济学家、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黄江南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深入分析了我国乡村振兴、农业农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他的思考。
黄江南曾任河南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光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对我国经济改革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在黄江南看来，想要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农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从再次农村改革入手，改变现有的小农经济形式，在农村发展规模经济。
他认为，这一目标不是单纯的农村、农业、农民所能够解决的，需要全社会参与，切实落实“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足
《财经国家周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几十年来，您一直关心和研究农业农村发展问题，在你看来，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发展重点是什么？如何实现？
黄江南：谈到农业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我认为首先要认清楚目前农业农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再对症下药，有针对性的推进相关问题的解决，进而落实“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一系列发展目标。
四五年前，我们组织了一批人，主要在河南和东北进行了农业农村发展的调研，也进行了一些发展和改革的实践，我们发现目前涉及三农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农业的问题，主要就是农产品缺乏足够的国际竞争力。我国的大田作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粮食，在国际市场上没有显著的竞争力，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等，种植成本普遍比国际市场高40%至70%，甚至一倍。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粮食种植某种程度上是依靠补贴进行，比如农民种粮补贴、托市收购等政策，一旦市场化，必然会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
第二是农村问题，目前不少地区的农村出现土地撂荒、人口流失，农村产业和社会重构是一个问题。
第三是农民问题，准确地说是农民收入问题，由于我国粮食生产主要还是小农经济，整体生产成本不低，缺乏足够的国际竞争力，单纯从事粮食生产农民很难挣到大钱，农民基本上算是我国收入最低的一个劳动群体。
在我看来，要实现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这三个问题。
此外，农民工城市化也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我国有8亿农民，其中3亿左右是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在城市务工，赚取劳务收入，但又没有完全城市化，在城市没有住房、没有社保，解决不了子女教育的问题。
这就导致农民在城市赚钱，但是又不敢在城市消费，大量的进城务工收入回流农村，同时造成了农民和农民工错位的问题。
这种情况，一方面造成内需不足，因为没有实现彻底城市化，农民工在城市以极低的成本维持生活，务工收入大部分回流农村，造成储蓄率过高、消费不足。另一方面，农业规模化程度低、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个体化农业需要进化到社会化农业
《财经国家周刊》：在你看来，如何解决目前农业农村发展中的这些问题？
黄江南：上次农村体制改革“包产到户”一个政策就能解决问题，现在的农村改革就不是一个政策了，需要很系统的架构设计和系统投入才能解决。
40年前，生产力不发达，通过激发个体的积极性，种好自己分到的一两亩地，就可以极大的提高产量，刺激农业农村发展。现在，机械化、现代化、社会化，一个人可以种几十亩、几百亩地，就需要由分到合。现代农业一定要规模化经营，特别是主粮，大宗商品一定要高效率上规模经营，这样各种现代化手段和现代化技术才能够进入农业。
在工业化经济时代，自由竞争是有效的市场调节机制，但是在今天信息化已经非常发达的情况下，生产关系就需要做出与生产力相匹配的调整。
比如，中国完全市场化的小宗农产品，经常出现价格暴涨暴跌的情况，像大蒜、绿豆、生姜等等，农民基本上市根据市场情况决定种植面积大小，前一年贵了就多种，便宜了就少种，加上中间环节众多，不断循环，出现“米贵伤民、谷贱伤农”的现象。
事实上，在科技和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测算和规模化种植，通过社会化的管理方式、通过大的平台和整个产业链的联动达到供需平衡的状态，实现农产品生产的平稳运行，我们把这种形式叫做社会化农业。
在工业化初期，个体的、自由竞争的生产关系能够很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现在信息化、社会化的发展，完全市场化的自由竞争已经很难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完全可以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规模化、社会化的经营方式，使经济发展更好地平衡，这恰恰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
《财经国家周刊》：农民工城市化的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
黄江南：解决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的同时，需要同步解决进城农民的住房、社保和教育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在保障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大前提下，国家可以考虑灵活运用土地制度、宅基地制度、城市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改革政策支持，并不需要财政投入。
农民工真正城市化的过程，还可以拉动相关领域消费，形成经济发展的正循环，比如说解决农民城市住房问题，可以拉动建筑相关产业发展，农民进城后市民化的消费也会拉动相关消费的增长。
此外，大量农民工在城市实现长期稳定的就业，并解决后顾之优，实现比较彻底的城市化，也可以让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更加稳定和持久。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种改革思路，其实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在我们看来，目前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社会化农业阶段，原来适应个体农业发展阶段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不能适应目前生产力的发展。
规模化不等于利用垄断不当得利
《财经国家周刊》：通过信息化和大的平台对产业链进行整合，搞规模化农业，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生产、供需的更精准匹配，但会不会形成新的问题，比如最近备受关注的平台垄断问题？
黄江南：大的平台市场占有率过高，甚至一个平台服务整个行业和产业的可能性很大，出现垄断的现象确实存在，目前一些大的平台确实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也引起国家的关注，并且由相关部门进行监管甚至处罚，我认为这些做法非常正确。
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大数据领域，大型的垄断性的平台肯定是高效的，而且由于行业的特点，很可能形成垄断，服务可以垄断，可以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但这并不是企业不当得利，利用垄断地位赚取高额利润的理由。
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平台、产业链等形成强大的服务能力已经客观的存在，但国家可以通过相应的政策进行利益分配机制的调整，比如针对一些通过其垄断地位赚取高额利润的大平台，可以规定其必须拿出利润的一定比例从事公共服务，或者支持相关领域发展等等。
现在，一些专家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一些企业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下并没有违法，符合自由竞争经济理论，不应当受到处罚。在我看来，他们没有认清一个问题，经济发展阶段变了，生产力快速发展，我们原有的法律法规出现滞后，这个时候就需要行政的手段暂时进行纠偏，所以我认为近期中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非常正确的，也符合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