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近代大国兴衰最关键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工业革命。在工业革命以前，虽然西方已经出现一些强国，彼此之间展开竞争，但彼此的国力相差并不悬殊，而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各个国家之间的距离就大大拉开了。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大航海时代，导致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商业资本主义的崛起为工业革命铺好了道路，终于在18世纪末揭开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序幕。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说：工业革命是“把人类历史分开的分水岭”。著名全球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说：工业革命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今天，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工业革命，就不能全面认识当前的世界。
工业革命：人类历史的分水岭
通过工业革命，欧洲以及欧洲的延伸——北美——把世界其他部分远远抛在了后面。工业革命又扩散到世界其他部分，不仅是西方一马当先，还影响到非西方地区，引起了全球变革。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低廉的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依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现代世界就是这样被创造的，它就是一个以西方模式塑造的全球化世界，一直到20世纪才发生一些变化。这就是工业革命的重大意义，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原因就在这里。
工业革命的结果，就是西方的兴起。西方的兴起又导致两个现象：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大国争霸。虽然说工业革命造就了一个新的全球化世界，在建立新世界过程中，西方国家是起主导作用的，但西方国家并不是按照全球利益来建立这个世界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帝国主义和大国争霸这两个现象的出现。
事实上，在工业革命甚至更早以前，国际贸易就与暴力征服分不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指出：
“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
西方兴起：帝国主义与大国争霸
到了大航海时代及以后，西方在世界各地的暴力征服变成了常态。那么，它们想要夺取什么？是两样东西：市场和殖民地。
首先是市场。西方人之所以开展大航海，主要是寻找东方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第一个参加大航海时代成功的国家是葡萄牙，它在全球到处探险和寻求殖民地。因为这个国家面积很小，人口很少，势力也不强，所以它在全球各地建立了很多贸易据点，被称为“货栈帝国”，我国的澳门就是这种贸易据点之一。
葡萄牙通过这个“货栈帝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发生联系，打开市场，其他欧洲国家追随其后，建立了由各自的殖民地据点组成的贸易网。一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用武力敲开中国的大门，中国割让了香港。英国侵略中国，主要不是掠夺领土，而是为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
其次是殖民地。欧洲列强在争夺市场的同时，也极力争夺殖民地，建立各自的殖民帝国。往日游牧民族也征服过许多地区，比如蒙古帝国征服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当时他们主要是为了掠夺被征服地区的现成产品，用于统治者的挥霍；而到了大航海时代以后，欧洲列强建立的殖民帝国，却主要是为了掠夺殖民地的资源，用于发展宗主国的经济。因此，殖民地对西方的兴起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特别是美洲殖民地，对西方兴起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
美国学者、《大分流》一书作者彭慕兰指出：
“当我们转而对积蓄资产中包含的技术进行比较时，的确发现了欧洲在工业革命前两三百年间出现了一些重要优势；但我们也发现欧洲还存在着落后的领域。通过殖民地，欧洲能够获得这些资源，而不必进一步损害，在19世纪人口和人均资源利用都巨大膨胀之前，已经遭受沉重压力的欧洲生态系统，也不必把它们自己的大量人力重新配置到各种各样的劳动密集型活动中。”
这位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及环境历史变迁的“加州学派”代表人物进一步强调：
“如果没有这些外部因素，欧洲的发明创造自身对其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不可能比在18世纪的中国、印度和其他地区不断发生的边缘性技术进步更具革命性。如果没有它们促成的资源制约的松弛，欧洲其他的革新不会独立创造出一个新环境，使其有限的土地不至于阻碍无限的人均收入持续增长。”
知识革命：经济全球化的动力
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列强以及后来兴起的日本，都要极力占领殖民地。它们就是要利用全球各地的资源来供自己发展。而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最终动力问题，很多人有不同的说法，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知识革命。介绍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尘世的哲学家》一书作者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
“社会就像一架大马车，它长期地走着‘传统’这个下坡路，现在终于在车里装上了内燃机。交易、交易、再交易，利得、利得、再利得，这些活动终于产生了一个新的强大得令人吃惊的推动力。是什么力量强大得足以粉碎一个舒适的、既定的社会，而用这个新的、不受欢迎的社会来代替呢？”
这位194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知名经济学作家相信：
“这不是出于单独的某一重大理由。新的生活方式是从旧的方式之内成长起来的，就像蝴蝶孕育在蛹之内一样，当生命的骚动强大到足够的程度时，它就突围而出，把旧结构打得粉碎。造成经济革命的，并不是某些重大事故、个别的冒险活动、这一或那一法令以及有权威的人物。这是内在成长的一个变化过程。”
技术进步、贸易等等都不是导致上述内在成长的单一原因，而是内在成长变化过程的一些方面，在此过程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知识革命。什么是知识革命？西方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做了很好的说明。他指出：
知识意义的基本改变就是工业革命、生产力革命即管理革命的基础。在1700年之后的短短50年内，科技问世了。‘科技’(Technology)这个词结合了‘技术’(Techne)和‘学问’(Logy)两部分，前者是工艺的诀窍，后者是有组织、有系统及有目标的知识。
“对知识定义的剧烈变动造成了工业革命的兴起。无论在东方或西方，知识一直都被认为与‘是’(Being)有关；但几乎就在一夕之间，知识突然变成与‘做’(Doing)有关；知识变成一种资源、一种利器。而一向被视为私有财产的知识，也几乎是一夜之间变成了公共财产。”
德鲁克总结道：
“知识带来了三个革命：在对知识的定义大幅变动的第一阶段中，持续了长达一百年时间，知识应用在工具、制造过程及产品上，最终造就了工业革命。在第二阶段，也就是从188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期间内，知识的新定义与工作有关，进而引发了生产力革命。最后一个阶段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展开，知识开始运用在‘知识’本身之上，直到今日，除了资本与劳力外，知识现在也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走过漫长弯路今朝觉醒奋起
德鲁克的这些说法很有道理。确实，知识革命是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根本原因，而西方的知识革命也是全球化的产物。不少科技史专家都怀疑，如果没有中国、印度、伊斯兰地区的技术传入，欧洲的工业革命是否可能发生。但在西方努力进行知识革命的时候，中国等国家却在这个方面浑浑噩噩，甚至闭关自守，即使是自己早先已经创造的知识也不重视。
法国大文豪雨果曾辛辣指出：“像印刷术、大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人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成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息，中国真是一个保养胎儿的酒精瓶。”
鲁迅先生也说过：“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来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来看风水。”这一批评或许过于严厉，却也流露出心系家国前途的先贤爱之深、恨之切。在一段时期内，中国和外国对知识革命的态度不同，导致了双方不同的发展道路，我想这也是大家所说的“李约瑟难题”(编按：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的一个答案吧。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就是力量”才成为中国人的全民共识。对知识的重视，推动知识革命在中国大地上真正出现，四十年来天翻地覆的巨变，也为全球历史写下了亮丽的新篇章。
曾长期担任法国总统密特朗特别顾问的经济学家雅克·阿达说：
“全球化经济诞生于欧洲，开始于15世纪末，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和结果。近几十年来以一体化体制出现的世界经济，来源于一个欧洲的经济世界，或者说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世界。倘若没有日本的有影响力的发展，没有中国令人瞠目结舌的苏醒，人们还将今天的世界经济视为欧洲经济世界的延伸。”
所以我们看看这几百年的世界历史，会为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感到自豪，但是也要看到，曾经，我们确实走了很长的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