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数字金融的技术依赖性和长尾性等特征，应当在巴塞尔协议Ⅲ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数字金融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有针对性的设计创新监管指标体系。此外，应当考虑各国监管框架和监管指标的协同性，设计国际化的监管指标，尽可能减少跨境监管套利的空间。”日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表示。
由于长尾效应，数字金融的产品和服务呈现出个性化、资金规模小型化和分散化的特征。许多数字金融参与者的投资额小而分散，监督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成本远高于收益，针对互联网金融的市场纪律也容易失效。
肖钢认为，传统监管政策工具对于数字金融的监管面临挑战。尤其是，众多金融创新产品在成立初期规模较小，覆盖人群有限，往往容易忽略对其进行监管，留下风险隐患。
肖钢提议，在巴塞尔协议Ⅲ的基础上，数字金融的全球监管指标体系应进行适当调整：首先，由于大量传统商业银行与新型数字金融企业存在业务融合，或拓展数字金融业务，因此需要根据数字金融资产的风险特征，对传统商业银行的资本框架进行重新划分，对于数字金融企业的存管资产、商业银行自营的网络信贷和互联网理财等进行界定，并重新评估信用风险标准。
针对传统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肖钢称，应要求商业银行采纳新型监管科技，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动态压力测试，跟踪商业银行的动态风险状态，提升自我监管能力和行业自律。其中，系统重要性银行应该采用更严格的监管科技；设计针对新型数字金融企业的个体监管指标，如针对第三方支付，应监测其备付金持有率和流动性；针对网络借贷，应对其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进行监管。
“考虑到网络借贷的特点，增设平台分散度指标。其中，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主要应用于一定规模以上的大型网络借贷平台，而平台分散度要求适用于所有网络借贷企业，以降低系统性风险。”肖钢称。
此外，肖钢认为，在针对个体企业监管的基础上，对于新型数字金融企业建议增设行业监管指标，以充分应对其个体机构分散化、小型化的行业特征。行业监管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行业风险监管，如网贷行业整体的平均杠杆率和流动性，并根据行业互助原则设立行业应急准备金；其二是行业行为监管，整体性地规范数字金融企业行为，从反洗钱和消费者、投资者保护两个方面落地设计监管指标。
最后，针对数字金融企业的技术特征，肖钢提议，增设针对数字技术应用的技术监管指标。技术监管指标主要涵盖三大方面，第一，监测技术应用的风险性，主要针对各类自动交易系统，要求其按照一定指标设置“熔断”机制，在交易幅度过大时自动中止，以防止连锁反应引发的系统性风险；第二，监测技术应用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对各互联网平台系统的备份完备率和应急处理能力提出硬指标要求；第三，监测技术应用过程对数据安全和消费者隐私的保护，推动监管科技在数字金融领域的应用。
